返回首页

2009年吕梁教育扶贫考察报告

阅读量:8
2009-08-18
(中国计算机学会吕梁教育扶贫团)
 
2009年7月2-5日, CCF秘书长杜子德、普及工委主任陶建华、工委委员钱飒飒、CCF高级会员张小平、臧根林(广州)、吴余龙(武汉)和CCF专职人员苗明午等一行七人组成了2009年吕梁教育扶贫支教团,进入吕梁方山县、临县,开展支教活动,先后走访了三所寄宿制小学——临县碛口镇西头小学、寨则山小学和方山积翠小学,并对十一个学生的家庭进行了实地调查访问,与临县和方山政府负责人进行了会谈。在支教期间,支教团对临县的师生作了两场生动的报告,并完成一项对临县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调查。本次支教活动,得到了临县副县长刘平贵、临县教育局白玉亮、方山县刘副县长、方山教育局副局长、方山县马永斌和中国科协驻吕梁扶贫负责人孙公民等人的积极支持和配合。
支教团成员与部分受培训教师合影
 
一、支教团考察过程
1. 支教第一站——临县碛口镇西头小学、寨则山小学
支教团7月2日清晨6时出发,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傍晚抵达临县的碛口古镇,并下榻碛口客栈。3日早上前去碛口镇西头小学和寨则山小学进行调研。这两所学校均为寄宿制小学,情况相近,其中,寨则山小学只有七个班,除一年级外,其余每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共有约二百多个学生,教师十一人。2008年的CCF支教团也曾经到达过这里。
实地考察学生家庭

在考察途中,支教团成员分成两组,分别对这两所学校中十一位学生家庭进行实地访问,目的是要了解当地寄宿制学校中学生家庭生活的实际状况。在调研期间,支教团向这两所学校分别捐赠了一台DVD播放机。

2. 支教第二站——临县县城
经过紧张的上午行程,支教团于7月3日下午抵达临县县城。稍事安顿后,即与临县副县长刘平贵、高家塔小学杨校长、临县教育局白玉亮等人进行会谈,会谈中,刘县长介绍了临县的教育、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双方重点讨论了教师培训、研究生支教、进行乡村定点扶持等方面的内容。最后达成了由CCF协助临县进行教师培训、遴选优秀教师到北京进修等方面的共识,具体实施细节将进一步讨论。
会谈过后,支教团随即赶赴临县四中,由成员臧根林对四中的学生做了一场生动的报告。报告以根林的亲身经历和事业发展过程为基础,期间与学生们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场面生动活泼,是一场让人记忆深刻的励志讲座。整个活动持续一个半小时,听众近七十人。
学生们开心的听着臧根林演讲

3. 面向教师的培训讲座

在支教团活动的7月4日上午,学会杜子德秘书长在临县四中电教室继续为临县中小学教师作了题为《怎样当一名好教师》的培训讲座。讲座围绕着“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展开,演讲生动、形象,深深吸引着老师们的目光,老师们纷纷提问,与讲者进行互动。两个多小时的热情洋溢的讲座中,子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教育上的体会,向老师们传递着激情,带去了思考和启迪。
针对老师们的培训讲座
在讲座的同时,支教团向参加讲座的教师,发放了的调查问卷,对当地教师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进行调查。
 
4. 支教第三站——方山积翠乡
7月4日下午,支教团继续赶往方山县积翠乡,参观了积翠寄宿制小学。CCF在2005-2007年间,曾重点帮扶过该校,每年都在该校进行教师座谈,对学校的老师精神面貌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期间,CCF还捐助过10台电脑,以及一些图书、文具和科普光盘等。目前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学校在硬件设施上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除CCF捐助的电脑教室外,还拥有了多媒体教室、手工制作室、图书室等。由于该校的条件已经获得显著的改善,因此从2008年开始,CCF将帮扶的重点转移到条件更为艰苦的地方。已经到乡教办任职的前任校长马老师,向支教团成员介绍了CCF的帮扶过程,以及这几年积翠小学的变化。
晚上,在进行短暂的休整后,支教团成员不顾旅途的劳累,继续与方山县刘副县长、教育局副局长、中国科协住吕梁扶贫负责人孙公民等人进行座谈。刘副县长详细介绍了方山教育、经济和交通发展的现状,对目前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不足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方山教育设施落后、优秀教师匮乏等原因是制约着当地教育的主要因素,希望CCF能够在这些领域进行帮助。支教团成员也在教师培训、评选优秀教师等问题上与方山县干部交换了意见。这次交流增进了支教团对方山地区的了解,为今后支教活动创造了更好基础。
 
二、教育情况调查分析
1.经济落后严重制约着当地教育的发展
以临县为例,临县地处黄河中游晋西黄土高原吕梁山西侧,县境南北长85公里,东西宽80公里,总面积2979平方公里,总人口60万,面积和人口均居山西省第二位,然而该县资源相对匮乏,仅剩余劳动力就达到14万,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这些情况导致当地平均生活水平低下,学生家庭的生活状况和教师待遇问题,是长期制约这里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了在教育设施投入不足外,在本次支教过程中,支教团成员还分为两组,选择了十一个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家庭进行走访。经过考察发现,除了因为平均经济发展水平外,导致当地家庭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还包括:孩子失去父亲或母亲、家庭有人长期生病等情况。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期间,大部分家庭尚能够负担起孩子的读书,但一旦需要住宿(或寄宿),一些家庭依然承受不起。同样因为经济原因,九年制义务教学后的中学阶段,学生的辍学率普遍偏高。
相依为命的祖孙二人
2.教师队伍的素质亟待提高,缺乏对教师队伍的有效激励机制
与过去几年支教活动主要关注山区贫困地区相比,本次支教活动增加了对城镇的中学教师状况的调查。如果说贫困地区的学生家庭苦,老师则更不易,调查中发现,即使是在当地城镇地区,老师们也普遍工作量大,待遇相对不高,同样缺乏与外界沟通的渠道,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较为陈旧,优秀的年轻教师难以稳定在学校工作。
如果说因为经济和交通问题,使得当地人缺乏与外界交流的手段,从而导致观念落后的话,当地现有的教育管理机制同样较为僵化,难以对教师队伍进行有效的激励,干好干不好区别不大,不利于引进并稳定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少。同时一些不适宜从事教学的老师也无法进行有效清退,导致教师编制紧张,无法完成教师队伍的推陈更新,使得当地教育水平发展缓慢。
支教团通过在临县教师中的调查还发现,除了薪资待遇外,教师们普遍对“获得培训机会”和“如何更好地与学生交流”等提出了很多的期望。这也为今后的支教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四、今后吕梁教育扶贫如何开展
在支教期间,团员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总结,在汇总当天支教活动记录和体会的同时,大家群策群力,不断探索着今后吕梁教育扶贫的思路。
1. 通过引入社会更多资源,促进当地教师队伍的培训和锻炼
近几年来,随着政府对学校基建投入的增加,部分学校的设施有所改善,然而提高教师的素质,稳定优秀教师队伍,依然是当地教育的真正希望。在支教的调查分析中,我们发现当地教师对“进一步获得培训的机会”均提出了很高的期望。今后的支教工作可以直接与当地学校进行合作,协助建立北京和吕梁地区中小学之间的直接交流,并遴选出教师来北京的中小学进修,为他们创造机会、开阔其视野。对一些优秀的一线教师,还可以实行一定奖励措施。
CCF的研究生支教活动已经有五个年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科院自动化所、清华大学等单位的研究生利用暑期多次对该地区展开教师培训的支教工作。应继续大力推动这类志愿者到当地进行教师培训,清华大学已经将该地区列为研究生的实习基地,同时在此项工作中,还可以与Intel公司的教育普及计划进行合作,在教材准备和研究生培训技巧等方面,建立一整套的规范流程和培训机制,使得这项工作长期化和机制化。培训的重点不仅应放在教师专业知识水平上,还应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学生的沟通方式等上加强力度。
2. 有针对性地进行贫困学生的“一帮一”活动
贫困是导致当地失学率较高的主要因素,国家在初中和小学实行了九年制的义务制教育,虽然不需要缴纳学费,但一些贫困家庭往往还是难以负担孩子在学校的生活费用,这些现象多发生在一些寄宿制小学或初中和高中阶段。其中中学一般坐落在城镇,生活费用相对较高,尤其到高中阶段,学费和各种费用增加较多,一些农村贫困家庭无力承担,导致辍学现象的发生。
然而,贫困并不是学生辍学的全部因素,其中也经常受到家庭和当地人思想观念的影响,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学生的大学升学率不高,因此读书无用论在一些贫困地区颇有影响,导致许多学生学习兴趣低下,同时贫困家庭也缺乏支持孩子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后继续读书的动力。考虑到这些综合因素,为了使CCF的“一帮一”活动产生实际效果,除了能够对被帮扶的孩子进行经济资助,同时还能够跟踪和辅导他们的思想变化,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从而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实现以点带面的良好效果,该项活动应该进一步聚焦,最好集中在一个乡镇进行。活动聚焦还可以使我们能够持续地跟踪“一帮一”活动对当地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访问学生家庭
3. 将社会调查活动机制化和长期化
这几年贫困地区的发展,受到中国整体发展的影响,每年都会发生很多变化,如:方山县即将开通火车站,当地公路交通也在逐年改善。当地人与外界的交流尽管较少,但这些变化,还是使得交流在缓慢的增加。在这种情况,如何更好地对当地展开有针对性的支教活动,以及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当地人的引导,使之能够在这种变化中,把握住发展的机会,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对这些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尤其是对教师工作和生活状况的调研。因此,在每年的CCF支教活动和研究生的教师培训活动中,能够持续地进行此项社会调查工作很重要。
支教团在讨论今后的扶贫策略
 
五、结语
本次支教活动除了延续以往的进行学生家庭访问外,增加了针对教师工作和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未来期望的调查,包括与临县和方山县两地的政府部门进行的座谈,支教团能够从学生家庭、教师队伍和政府主管部门不同的角度,更为深入地了解不同人群的观点,以及当地的教育和经济状况,进而更多地去思考今后如何进行更好地开展支教活动。这是本次支教活动最有收获的一面。
吕梁虽然是一个贫困地区,但这里的人民继承了祖辈们的朴实和勤劳,支教团在与老师和学生的交流过程中,被他们对未来憧憬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尽管行程安排得很紧,团员们往往顾不上休息,每天晚上都要交流情况,讨论到很晚,为吕梁扶贫活动献计献策。
吕梁教育扶贫计划已经进行了九个年头,当初考察的学生,有一些已经进入中学甚至大学。这项活动在不断地改变当地孩子们命运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青报为此进行了专门的报导,针对寄宿制教育所做的报告也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同时,这个活动持续获得了CCF会员们的捐助,也受到一些跨国公司的关注。既为今后的教育扶贫计划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增强了支教团成员们的信心。欢迎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进来,通过奉献热忱和爱心,共同来为吕梁教育扶贫工作贡献力量。
 
(陶建华执笔)
2009年7月30日
 
吕梁扶贫有感
臧根林
踏遍碛口黄土坡
七星会聚听涛阁
夜半犹议扶贫策
位卑未敢忘忧国
 

附一:吕梁走访家庭调查汇总
 
 
成员
状况
家庭一
父(病)、母,3个孩子。
17岁男孩、16岁女孩(初中毕业后在家)、12岁男孩(读小学)
父亲有病,全家只有母亲工作,每天卖冷饮和当地特吃“碗儿脱脱”;冬季闲;老大本来在镇上打工,如今没有工作闲在家;女儿16岁初中毕业闲在家,母亲说她还小不能工作;最小的儿子在读书,不寄宿。
家庭二
父、母(病),2个孩子都在读小学。
母亲有病,父亲镇上打零工;冬季闲。年收入七八千,月花费400元。一间窑,租金每月50元。从外村搬来,孩子不寄宿。
家庭三
父、母(病),5个孩子。
老大男孩28,老二男孩20多,均在外打工;老三女孩20,在外打工;老四女孩五年级,老五男孩四年级。
母亲有病,父亲务农。上学的两个孩子均不寄宿。
家庭四
父(病)、母,4个孩子。大女儿20、二女儿16,均在外学美容打工;三女儿五年级;最小的儿子四年级,有点儿小毛病。
父亲有病,母亲在家。因为孩子读书(原来的村子没有小学)从15里外的村子搬来,租一间窑,每月50元。孩子不寄宿,这样能省些钱。
家庭五
父、母(有些智障),2个孩子,都在读小学。
孩子不寄宿。一间窑,家中几乎没有什么物件。
家庭六
父、母(导游),1个孩子,孩子的小姑
男主人父母早亡,有5个妹妹,全靠他供养。男主人被逼无奈,跑起了运输,结果发家致富,目前家里时尚电器一应俱全,最近还投资8万多建造新窑。女主人是当地比较有名的导游,收入也不错。总体看家境非常好。
家庭七
父(继父,实为孩子大伯,孩子生父已亡)、母,2个孩子都在读小学
家中只有一口窑,从家中物件看,属于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靠父亲打零工养家。
家庭八
父、母,3个孩子
父亲平时做一些“苦力”赖以谋生。家里虽然住一个窑洞,但是却不是自己的房产,是每月50元租得
家庭九
父、母(智障)、2个孩子,大的是男孩一年级,小的是女孩,有些智障
生活收入靠丈夫在矿里打工,月收入1600,但不稳定,有时无工。家中生活还过得去,但是家中有两个智力有问题的成员。
家庭十
父、母,3个孩子,分别上初一、三年级和二年级
平时收入靠农作物,一年收入一万左右,基本够生活费用,没有很大的压力。该家庭是三兄弟中的老三,一个兄弟一口窑,另外两个兄弟生活条件比他好。老三的家中,极其邋遢。
家庭十一
父、奶奶,母亲早亡,两个孩子,大孩子在西安姑姑处上学,小孩子在家,五年级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家中只有80多岁老奶奶和小孩子相依为命,家中基本无收入,老奶奶生活自理有困难,但也只能维持,孩子在学校吃饭,但交不起伙食费,学校也只能默许。家里的地由孩子叔叔种,时常能接济一些青菜,其他帮不上忙
 
(钱飒飒、张小平汇总)
附二:吕梁教师问卷数据分析
 
本次考察,在临县教师中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就教师关心的问题做了统计分析,报告如下:
参加调查的教师大约40多人,年龄分布大多在30到50岁之间,师资力量几乎全部出自本省教育,主要是大专和本科,大致均等。参与问卷的教师涵盖了各类课程的授课教师。
从教龄分析,这些老师大多拥有5年以上教龄,部分教师已经有20年以上教龄,“资深”二字当之无愧。这个教师群体,对学校各类问题的看法应该比较准确客观。
对于自身的教学质量评价,传统课程语文和数学普遍受到认可,但是从后面的数据综合分析,我们只能认为数学课才是他们真正自信的课程。
对于急需提高的课程,计算机课首当其冲。诚然在偏远山区,计算机教育非常薄弱,但是在我国高考制度的调控下,很多重点高中都不重视计算机的教育,因此这样的结果比较显而易见。如果排除计算机课的因素,我们发现语文和外语成为他们最需要提高的课程。从考察中我们发现,当地的教学一律采用方言,我分析这或多或少会影响语文的教学效果。此外,和几位教师的沟通中也了解到,当地在统考中,学生最吃亏的就是外语。因此,课程方面,语言类的两门课,成为他们急需帮扶的重点,然而任重道远。
在对学校、学生和自己最为关注的问题上,得分最多的是“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一点比较出乎我们的意料。看来在中学发展过程中,领导的作用极其重要。老师们还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学生的身心健康问题,这比较合乎逻辑,也是教师的天职,但是在后面数据的分析,这个结果似乎还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当我们统计了最关心的前三个问题后,发现教师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首位变为“加强对教学的指导”,说明教师们对于自己业务提高的需求非常迫切,体现了一种上进心和责任感。相反,对于待遇问题,所占比例并不高,这确实反应了中国文化中“师德”的内涵,即便在贫困县,教师最关心的仍然是教育工作本身,而不是自身的利益。
对于学生的困难,教师们的答卷仍然让我们有新的认识。在我们的想象中,贫困县中学生最大的问题是否会是经济、视野、方法等,然而按照首位统计,教师们最关心竟然是学生的心理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问题?由于前期准备不足,答案也许需要明年扶贫来深入探讨。如果按照前三位统计,学生的心理问题仍然是第一问题,可见该问题的重要。其次是学生不能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不爱上学、不知道学习目的。显然这几个问题有很强的内在联系,比较简单,不展开论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给我们下一步扶贫工作提供了指导。
 
在提及教师自身的问题时,从问卷上可以看出,无论统计首位还是前两位,教师最关心的问题都是希望能够参加培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待遇问题,位于其次。这个结果,再次印证了之前的分析,我们的教师,仍然是国家的精神栋梁,虽然身处贫困地区,仍然淡化报酬,渴求提高业务水平,以更好地教育孩子。他们是最可爱最可敬的人。然而在我们和一些领导座谈的过程中,发现这项迫切的诉求,很难实现,具体原因只能另行分析。
 
寄宿制学校,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内容之一。同样,我们通过问卷征求了教师们的意见。从问卷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教师认可寄宿制学校的教学质量,当然也有不可忽视的比例并不认为教学质量有提高。不少教师认为家长愿意让孩子上寄宿制学校,如果严谨起见,我们需要在家长中做一个类似的调研,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但是从问卷中,可以看出没有一个学生喜欢寄宿制学校,毕竟家庭温情是孩子成长的重要养料,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离开家庭过早自己生活。部分教师对寄宿制学校特意写了一些意见,如“学生自选是否寄宿”,“孩子生活、心理不适应”,“管理有待提高”,“寄宿学校能锻炼学生的能力”,说明寄宿制,仍然有一定的争议,究竟何去何从,还希望教育部门能够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这一问题。
(张小平汇总)
吕梁扶贫的困惑
杜子德
 
中国计算机学会到山西吕梁扶贫已有九个年头了,但我们仍然感到有诸多的困惑。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笑贫不笑娼”,我不知道我们高举“扶贫大旗”在黄河边上扶贫是否会引起当地人的不快。不过据说有的县脱贫了还不愿摘下贫困的帽子,因为可以得到各方面的资助和照顾。可见,被称“贫”和“穷”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我们这里扶的“贫”不是专指穷(poor)(因为当地吃饭穿衣没有什么问题),更是指贫乏或缺乏(short of或lack of)的意思。吕梁除经济欠发达外,更多的是表现在当地人思维的局限、观念的陈旧、体制的僵化、教育的落后、素质的低下、进取心的缺乏,等等。经济的落后和其他几种表现密切相关,特别是和教育关系密切:经济的落后导致教育的落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素质的低下,而低素质的人难以用新思维和新方式发展经济,这是恶性循环。
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扶贫是在体现社会责任,但它作为一个计算领域的专业组织并没有财政上的优势,也不具有任何行政上的主导性,只是业余时间的行为。这个组织拥有的是许多具有高深专业知识、思维开阔、具有志愿者精神的专家(会员),这些人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愿意力所能及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他们认为,改变人首先要改善教育,而改善教育是要靠教师。没有好教师,就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来,也不能改变当地人口素质生态。本着这样的想法,从2001年起,学会开始了以培训教师为主线同时捐赠部分物资的扶贫项目。学会会员捐款九万多元,盖起了中阳县贺家岭村小学新校舍,捐赠几十台计算机,在当地县城培训教师使用计算机的技能,评选长期在山区工作的优秀教师,给他们颁发奖金,并资助他们到北京观摩学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一些困惑的地方:新盖的校舍不到两年就被弃用,学校撤并,新学校成了村里办红白喜事的地方;计算机教室废弃不用,成了摆设;捐赠的DVD机被乡教育办公室主任拿到自己家里;高考升学率尽管很低,但县政府仍然愿意投几千万乃至上亿元资金新建高中,提高高考升学率也是当地教育的主要目标。目前许多大学生毕业后仍然找不到工作,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更因为上大学而使家庭欠债累累。在上了大学仍然不能改变这些人的命运的情况下,不知能否引起当地领导干部对教育定位的重新思考。
当扶贫团到更欠发达的县开展工作时,当地县主管领导提出的要求是:要钱、要投资、要电化教学设施,要长年能够到这些地方支教并能提高升学率的教师……这些“硬通货”要求和学会所拥有的资源相距甚远,也和学会的教育扶贫定位不对口。总结过去八年的扶贫经验,给当地“硬通货”并不能改变当地的现状。
扶贫团坚持认为,我们“培养”当地教师胜于直接培养学生,因为优秀教师这“铁打的营盘”才会教好学生这些“流水的兵”。当然,除了教师外,一校之长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地教育除了教育定位错位外,体制上也存在较大问题。许多不上岗或不适宜当教师的那些“教师”在家闲赋,每月的薪水却足额照拿。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编制的限制,那些新毕业的大中专生却找不到教书的机会,难以就业。一方面是教师素质低下,合格教师缺乏,另一方面是新鲜血液补充不到教育战线。此外,工作在山区的教师和工作在县城的教师待遇没有区别,这使得教师们不愿意在条件更差的山区工作。山区的教师、学生在不断流失,学校难保,而县城中学的一个班的学生多达八十多人!其实,上述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实现,比如给在山区工作的教师更多的补助等。但当地政府官员声称维持这种大锅饭的体制是为了“社会稳定”。从这些现象中折射出的是当地在思维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可我们扶贫图又有多少能力去改变它呢?
围绕这些问题,09年扶贫团连续两个晚上在当地举行会议,深入讨论学会未来教育扶贫的定位和方式,两场高强度的头脑风暴对每一位成员均有启发,但未来的扶贫路怎样走,还需要继续明晰。
坚持了九年的教育扶贫真的走入了困境了么?是继续还是终止,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通过调查和访谈对当地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问题更加清晰,这不就是对国情的了解吗?就单看这一点,教育扶贫的项目也要坚持下去。退一万步讲,最不济的是,我们没有改变人家,倒是人家改变了我们,他们的行为激励我们更加做好本职工作,更何况,我们能做的还远不止这些。
黑夜过去是白天,困顿过去就是明白。
吕梁教育扶贫将继续。
 
 2009年7月10日
(作者系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
大山在呼唤
钱飒飒
 
    7月2日清晨6点,中科院计算所,中国计算机学会专家教育扶贫团整装集合。此行一共7名学会志愿者参加,分成了2组,就在这夏日的静谧早晨,2辆本田奥德赛向着目的地——山西吕梁出发了。
越过华北平原,翻过冀西山区,又转向晋中平原,眼前的色彩一直在变化,从翠绿到深绿,由绿中泛着黄,到黄中掺着绿。渐渐地,“山高林又密”的太行山留在了后面,前方已没有了通畅的高速公路。汽车喘着气,带领我们越过了纵贯山西的同蒲铁路,进入到晋西北的吕梁地区。原野上是一片淳厚的黄色,田野、山岭、沟壑、窑洞,一色纯净的土黄。
     “碗脱脱”
夕阳西下时分,我们抵达吕梁地区的临县。晚餐上,祖籍山西的杜子德秘书长给大家做了个安排,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碗儿脱脱”。荞麦粉加水加盐调配好,用小碗蒸熟,晾凉后浇上佐料即可食用。“碗儿脱脱”吃起来坚韧、醇香,无须专制的模具,无须脱模的油料,更无须山区娇贵的小麦做原材料,既可零食,也能果腹,深得当地人的认可。后来我才理解到子德的推荐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走访的第一户贫困家庭便是靠卖这样的小吃零食而维持着生计。
    西头村,在西头小学刘校长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位李姓的村民家里。父亲中风后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三个孩子,五口人,就依靠母亲一个人过活。维持全家人生计的正是这种一元钱一碗的“碗儿脱脱”。几间窑洞围成的院落里,大概挤住着三五户人家。我们看到了这家步履蹒跚的父亲;看到了光着脊梁18岁的小伙子——老大,老大原本在镇上打工,也许是应了农民工返乡的景儿,如今只能在家;看到了16岁的女孩老二,初中毕业了,也呆在家里,当问及老二怎么不工作时,母亲说“她还小呢” ;老三男孩12岁正在西头小学读书,没在家。
一元钱一碗的“碗儿脱脱”,母亲每天晌午前出去,太阳落山了回,包括兼卖冷饮什么的,在这酷夏的“黄金旺季” ,一天大概能卖出二三十元,全家人只有这一条生计。看着母亲讲述着这些,就像她在说着别家的事儿,述者和听者都没有表情,似乎只有风在应和着。
    回味着昨晚的“碗儿脱脱”,纯厚的乡土气息还有些许的辛辣,我仿佛突然品出了“碗儿脱脱”的味道。
 
    “坐坐”和“走走”的冬天
    吕梁地区是一片被黄土覆盖着的山地高原,借助于随身携带的现代化工具——有GPS功能的手机和能测量海拔的手表,我们随时可以知道所处的高度,大都在海拔1000米以上。临县正是处于吕梁山地向黄河峡谷的延续坡地上,用地质学上的术语讲,是黄土丘陵沟壑区。千百年来的阳光暴晒和风雨切割,加上人类对资源的过度攫取,植被破坏、土壤板结,于是,水土严重流失,地表支离破碎,形成了沟壑纵横的残破地貌。不管是驱车还是徒步,一路向黄土坡上的人家行进中,我们都会感受到扬起的漫漫黄土、暴晒的炎炎烈日,充满了对水的渴望。
这里的民居多为窑洞,并不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依山“刨挖”出的,而是在大自然恩赐的一小块平地上建几间外形为窑洞模样的房子。一路上,我们只在西湾等有些旅游资源的村子里看到了个别的新窑洞,大多数村民则住在旧窑洞里,其中有些是新中国成立前大户人家的老房子。我们走访的一户陈姓人家便租住着这样的旧窑洞。
可以用“荒弃的院子”来形容我们的第一感觉。院中的空地不大,有个旧时的小石桌,正面三间窑,估计原本东西两侧也各有一窑,如今东侧散落着一些干柴枯枝,西侧的窑门被锁着,从门缝里望去,纺车、磨盘和许多农具被杂乱地堆放着。这个小院目前住着两户人家,都是外村人,租着这里的窑洞,每月50元房租,真正的窑洞主人早就搬到更好的地方了。陈家两个孩子,母亲有病没有劳动能力,父亲倒是健康,看上去是个壮劳力,平时靠在村镇上打短工挣钱,到了冬季则赋闲在家。
“那冬天没事,做些什么呢?”“打牌?”我们问道;“不可能打牌,没有钱。”陈家父亲答,“坐坐”。
“一直在家里坐坐?”我们追问;“走走”父亲回答到。
这时我们才想起小企业的重要了。在江浙、广东一带,赋闲的农民尤其是妇女,总能接到这样那样的手工活,一分钱二分钱,只要有活,只要不停,家庭就有积蓄,就会宽裕些。坐坐和走走的漫漫冬季啊,我们听到大山低沉的呐喊。
红茹和红飞
一上午马不停蹄地走访学校和家庭,教育扶贫团的成员都累了,是心累。我们看到的贫穷,不是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贫,是老天爷的吝啬,是人的麻木和无奈。无声的眼泪一颗颗砸在黄色的土地上。流泪是因为看不到希望。
可以说红茹和红飞家是我们此行中的一道风景,点点滴滴中我们找到些前行的希望甚至是激励。一进家门,女主人正忙着在大炕上做针线活,“把人家的旧衣服改改,给孩子们穿”,她边收拾边请我们坐。我们走访的家庭都住一间窑,做饭的灶、大大的炕、衣箱,一目了然。在红茹和红飞家,墙上并排挂着5样东西:小的长方镜、刘红茹二年级优秀生奖状、刘红茹三年级优秀生奖状、刘红飞三年级进步生奖状、刘红茹四年级优秀生奖状,很是抢眼。较前面几户人家,刘家母亲更爱说且善说。问道家里的男主人时,女主人戛然哭泣。又是生病。家里一共四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女孩,老大20了,在城里学美容;老二16岁,在镇上打工;红茹是老三,如今13岁,5年级;红飞是最小的男孩,12岁,4年级。他们原本在离这里20来里的其他的村子,因为这里建了寄宿制学校,村里就撤了原有的小学,他们一家也因为孩子念书搬到了这里,窑是租的。我们快要离开刘家时,恰巧红茹和红飞放学回来,大家请姐弟俩唱首歌,孩子们有些腼腆,但还是表示愿意念段课文。红茹翻着语文课本,指着一篇课文小声地问她妈妈念这段好不好,这说明母亲是识字的,是了解她的学习的!当我们告辞时,两个孩子呆在屋里没动,母亲轻轻地扯了扯他们的衣角:“送送”,一直送我们到了屋外很远的黄土坡。
红茹和红飞虽然生长在贫瘠的大山里,但他们是幸运的。为了他们的教育而迁居、租房的母亲,识文断字、了解他们学习的母亲,教他们待人接物的母亲。好母亲会成就好孩子,好孩子就是家庭的希望。帮助孩子,帮助女孩子,我们听到了大山的呼唤。
打开一扇窗
3日晚7点,临县四中,臧根林博士开始了他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演讲——《脚下便是通天路》。 “我就是从浙江很偏远的山村中走出来的,从小我的父亲生病,母亲拉扯着我和妹妹,12岁我初中毕业上高中,录取名额却被村干部子女顶掉了,因此失学一年……”青涩的小男孩、成熟自立的男子,PPT画面在一帧帧翻过:人生的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我们会遇到选择,我们要懂得处理;怀抱着理想,向前走、冲出去就是希望之路。偌大的会议室(就是大教室)密密麻麻地挤坐着初中的学生,闷热的天气似乎也在提升着会场的温度,有些老师原本坐在后面的又移到了前面,门外还站着几位听客。因为讲者很好地把握着与孩子们的互动和节奏,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掌声、笑声、感叹声始终此起彼伏。
4日上午,杜子德秘书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怀抱世界的目光给临县教师开启了另一扇窗——《如何才能当一名好教师》:我们不能一下子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学生,我们在培育着未来。“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一所中学,因为空间有限,学生们不能同时上课,只能实行二步制,但这里的老师非常优秀,教出来的学生也非常优秀,他们全部能考上大学,有的还被录取到国外著名大学就读。”论硬件,我们不比人家差,甚至还优于人家,问题出在制度上,出在教师的素质上。看着PPT画面上那群克罗地亚学生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在场的老师们一定会去思索:我们能给学生带去什么?
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用何种方法正确地实施教育?子德慢慢地把这些基本的但是重要的问题剥开,他带去的是思考、是启迪、是钥匙。演讲是互动式的,子德还给当地教师准备了富有特色的礼物,它们是窗外的新世界:清华的小木盒、北大的纪念本、德国的签字笔……,演讲台前摆满了一桌子的各色礼物,演讲后已经纷纷赠送到了来听讲座的教师们的手中。
无论是走访家庭还是开展讲座,教育扶贫团都在试图给当地的人们打开一扇窗。也许看到了窗外的世界,出不去,他们可能会有苦恼甚至是痛苦,但这样的世界迟早会来到他们的面前;准备好,改变自己,改变未来,我们听到了大山的呼喊。
 
教育扶贫活动在中国计算机学会已经坚持开展了9年。“吕梁就是一个梦。我每年都会来,就像是听到她的呼唤。”活动发起人杜子德如是说。
年复一年,一批批充满激情的志愿者在前行——捐款盖校舍,搭建计算机房,培训当地教师使用计算机,资助山区优秀教师到北京观摩学习……
黄河 延吕梁山之西前行。她汹涌澎湃地,携带着亿万吨黄土,自北向南直往下游奔去。抗战之初,杰出的音乐家冼星海路过这段黄河,被眼前的情景震撼,写下了传唱永远的《黄河大合唱》。它的旋律,传神地再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激励着我们沿着祖先的脚印前进。今天,我们走过黄河边的大山,聆听到它的呼唤;那么,伙伴们,让我们来响应大山的召唤,奋勇地行动起来吧!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中国计算机学会普及工委委员)
谁将湫水嫁黄河
臧根林
 
谁将湫水嫁黄河,入梦涛声似情歌,莫道黄土贫千里,育成华夏一大国。黄河流域孕育出了我们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养育了我们世世代代中华儿女。
从碛口镇的黑龙庙往下看,右边奔涌而来的黄河像一个来自青藏高原的大汉,宽阔的河面如同宽广的胸怀,宁静的水面如同内秀的性格;左边的湫水河恰似山西本地的大家闺秀,清澈的河水如同纯洁的明眸,蜿蜒的河道如同曼妙的腰身。在碛口,她和他相遇了,她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黄河的怀抱,她心甘情愿陪着黄河去经历江湖的险恶,陪他去冲破黄土高原的阻挡,陪着他一起走向大海走向未来。
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走来,跋涉千里,只为途中与她相遇。得到了湫水,黄河激动了兴奋了,于是他高歌他雀跃,于是就有了碛口的激流险滩,就有了亿年不绝的隆隆涛声。于是,就有了碛口差不多二百年的繁华一梦。
碛,按当地人的说法是指黄河上因地形起伏而形成的一段段激流浅滩。大同碛是黄河仅次于壶口的险滩,壶口叫大碛,大同碛叫二碛,但像大同碛这样由黄河支流造就的碛实在是绝无仅有,是碛中之碛,弯急、浪大、石多、水浅,上游来的船到了这里就只能望碛兴叹无法前进了。
在明清时期,本来在碛口的上游有一个码头,叫做曲峪镇,碛口湫水上游河畔则还有一个码头,叫做侯台镇。民国《临县志》载:“碛口古代无镇,清乾隆年间,河水泛滥,冲没县川南区之侯台镇及黄河东岸之曲峪镇,两镇商民都移居碛口”。西湾村的陈三锡是碛口镇的创始人。清康熙年间,永宁大旱,百姓缺粮,急公好义的陈三锡出资在碛口招商设肆,从西北水运大量粮食赈济灾民,有相当的基础,乾隆年间的一场洪水冲毁了曲峪镇侯台镇二个码头,碛口背靠卧虎山,濒临黄河与湫水,地理位置更具优势,很快就商贾云集后来居上,成了黄河边一个商贸重镇,在鼎盛时期云集了三百八十余家大小商号。
碛口背山面河,坐东向西,由三条主街和与之垂直的十一条小巷构成,头道街有五里长。康乾盛世以及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带来了碛口的繁荣昌盛,作为当时著名的商贸中心、水陆运输中转中心,码头上的货船每天少则几十艘,多则二、三百艘,拥挤时三排货船并列平行排列于岸边绵延数里。碛口商号主要经营粮食、麻油、盐碱、皮毛、药材、钱庄六大行业,各类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西北产地沿黄河顺流而下,到碛口后再由骡马、骆驼转运至吴城、晋中、京津、汉口等地,而丝绸、茶叶、烟酒等日用品则从这里起运销往西北。当时的碛口,码头的搬运苦力有两千余人,负责转运的骡马、骆驼有上千头,“驮不尽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碛口街上尽是油,三天不驮满街流”等民谚说明了当时的盛况。碛口在明、清至民国年间凭水运优势,西接陕西、甘肃、宁夏、蒙古,东连太原、北京、天津,享有“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的美誉。
可惜先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八次进犯碛口,导致很多商人为避战乱转往他乡,再也没回来;再是解放后实行计划经济,物资流通减少;加上路桥交通日益完善,碛口终于失去了它的优势。一个凭借商业贸易生存的地方,其他自然资源极其贫乏,于是碛口就像一个曾经辉煌过的老人,你可以听他讲述当年的光辉历史,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曾经的骄傲,但他不得不尴尬地面对现在的窘境。
碛口所在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国家一些部门也采取了很多扶贫措施,我就是参加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扶贫团去了那里,我们调研了二所学校和十一个家庭,觉得现在当地的贫穷还不是物质上的贫穷,更主要是精神上的贫穷。国家政策可以让他们的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所以孩子们都可以读到初中;他们也没有多少税收负担,温饱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思想麻木贫乏,对未来没想法没办法。
我们调研的一个家庭里,是外村来的,一点土地也没有,租了一孔窑洞,月租金50元,二个孩子在上小学,妻子有病不能干什么活,只有靠男主人打短工赚钱养家。当我问他冬天没活干时怎么办,他说就坐坐,我说那也不能整天坐坐吧,他说也出去走走,然后再回来坐坐。看着那麻木的表情,想着他孩子们初中毕业后也要一辈子过着这样的人生,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我们调研的家庭中很多有四、五个孩子,看来当地计划生育是没人管的,一个窑洞一盘大炕,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病,主要是没钱治,小病也就拖成了大病。金融危机也波及到了这么偏僻的黄土高原,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已经失业回家了。
国家也在想办法帮助他们,听某部门派到吕梁地区负责扶贫已经二年的老孙讲,中国水产学会已经组团考察了那一带的黄河,可能可以发展水产养鱼;政府补贴了一些农业科技项目,可以让当地的土豆产量增加一倍;等等。但是,外人怎么扶,主要还是得靠本地自己,如果自己不愿意站起来别人怎么能扶得起来?喜欢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心安理得地问国家要救济,那么这里将永远贫困下去。
精神上的扶贫比物质上的扶贫更难,但也更重要。
湫水依旧紧牵着黄河的巨手,黄河依旧吟唱着情歌般的涛声。也许等到黄河河面上出现鱼跃人欢的场面,等到孔孔窑洞里传出充满希望的笑声,湫水一定会带着笑意,黄河涛声也一定会带着笑声。
 
(作者系广州科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

吕梁实践有感
张小平
 
吕梁市位于山西省中西部,东邻太原,南接临汾,因吕梁山脉纵贯全境而得名。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吕梁由晋及赵,亦属中华文化发祥地之一。古有女皇武则天,廉吏于成龙,近有烈士刘胡兰,不乏英雄伟人。碛口古镇承载了我国近代商贸最为辉煌的历史,杏花村被誉为驰名中外的千年酒都。现代更因《吕梁英雄传》而颇具知名度。因此对吕梁“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评价可谓当之无愧。
如果说历史人文的沉淀属于吕梁的软件,那吕梁的资源就称得上是硬件,同样璀璨。吕梁蕴藏着煤、铁、铝等矿产资源40多种,主要产于我市的4号主焦煤被誉为“国宝”,铁、铝含量分别占到全省的29.6%和46%。吕梁是全国著名的红枣、核桃、沙棘生产基地,被誉为“红枣之都”、“核桃之乡”“沙棘之府”。清徐县能够在以醋闻名的山西被冠以“醋都”之誉,更说明其资源的独特性。
吕梁,拥有如此傲人的软硬件资源,却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仍然有6个国家级贫困县。这究竟是为什么?贫穷,仿佛已经是吕梁地区一个难以摘除的标签。
面对这种现状,子德秘书长已经牵头在吕梁地区进行了九年的义务扶贫工作。在他的感召下,我们一行人从广州、武汉、北京汇聚,开始了今年的义务扶贫活动。
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们的扶贫活动,从临县的碛口古镇开始。
碛口古镇,是清末,民国初年南北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堪称国内的贸易中心,一家大商户的白银可以铺满到县城两百里的路,可想当年的繁盛。然而现在,碛口只剩下恒久的文物价值,当地的生活已经一如贫苦农村。
我们的在碛口从走访小学与家庭开始。西头小学是我们的第一站。从西头小学校领导的介绍得知,这里的学生可以全部实现“两免一补”,实质就是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在此处已经完全落实,给我们感觉孩子上学问题已不再成为农村家庭的负担。但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我们通过家庭的走访,有了进一步认识。
我们走访的第一个家庭,有姐弟两个孩子,家中只有一口窑,从家中物件看,属于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孩子父母对于孩子的上学问题很支持,现在两个孩子都在学校读书。问及是否愿意让孩子一直读书到高中、大学,他们表示“能念就念”。说明他们的观念中,对于读书并不排斥,感到欣慰,但是又总觉得还欠缺些什么。在后来的走访中,我们逐渐揣摩到了一些脉络。
第二户家庭同样属于贫困家庭,母亲33岁,已经有了3个孩子。父亲平时做一些“苦力”赖以谋生。家里虽然住一个窑洞,但是却不是自己的房产,是每月50元租得。我们打听一下,窑洞的成本大约在不到3万元,碛口地区相对贵,大约需要6万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对于大学生来说,毕业后几年应该就可以回馈实现,但是从孩子母亲的意识看,对于努力建一个自家的住房,完全没有信心,也没有努力改变的意愿。
第三家属于富裕人家,据称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生活。家中现代化电器一应俱全,如果不是文物保护的要求,他们所住的窑洞早已翻新。家中一个漂亮伶俐的小姑娘在做家务,后经谈话得知,是男主人的妹妹,二十出头,即刻嫁人。孩子读书自然不成负担,但也没有听到家长对孩子长远的规划。经和男主人细聊得知,男主人早年父母双亡,下面又有5个妹妹,生活实在没有路,自己就跑起了运输,彻底改变了家庭面貌。按照我们的逻辑,家里经济条件改善,完全可以让年龄幼小的妹妹去读书,改变她的命运。但是事实是已经在村里找好了人家,很快出嫁。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女孩子到了年龄,就要立刻嫁人,开始祖祖辈辈的生活模式。可以想象,那个漂亮伶俐的小姑娘,完全可以通过读书,设计自己的人生,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但从她致富的兄长到她自己,仿佛都没有一点这样的想法。
家庭的走访,给我的感受很深。
在我的想象中,山区农村贫穷,往往会因为经济负担而使孩子辍学,但是这次走访,改变了我对贫穷的理解。
 
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已经比较好解决了贫苦孩子辍学的问题,但是是否能够改变农村贫穷的面貌,我认为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在碛口镇和周边农村的走访调查,有意愿“改变命运”的只碰到一位,是从太原旅游学院毕业的刘世英。她现在做专职导游。当我们经过她家门口时,看到她把家改造成了经营红枣特产的门面房,而且她还对我们讲:“这里今后将是一个旅行社”。坚定的口气,让我找到了答案。
碛口的贫穷,不因自然环境。黄河、湫水河相伴,悠久的古镇,并非致富无路。
碛口的贫穷,不因国家政策。两免一补,九年普及,已经保障了孩子的受教育权利。
碛口的贫穷,不因居民的懒惰。再穷困的家庭,都坦然接受通过做“苦力”来养家的模式。
碛口的贫穷,只因人们的观念。安于贫穷的生活模式,无动力改变,才是贫穷的根源。
这些思考,不得不让我们考虑如何定位学会的扶贫活动。扶贫,我们究竟需要扶什么?教育扶贫,是多方面的,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的生活理念,也是我们教育扶贫的目的。相信我们有明确的目的,就可以以最大效率发挥我们的作用,为吕梁地区的发展尽一份力。
在后期的考察中,我们还发现导致吕梁地区总体落后的种种问题,如由于教师编制的限制,低水平教师不适时离岗,高水平的新教师就无法入职,造成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困难;寄宿制小学整合了教学资源,但又给农村贫困家庭带来新的困难;农村人口质量较低,出生缺陷较高,导致部分家庭难以依靠读书脱贫。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多需要依靠政府。学会如何扶贫,我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独特的资源,更多改变人的观念,撒播希望的种子,让他们真正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努力就有收获”的生活真谛。
 
(作者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党委副书记,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

吕梁教育扶贫感受
苗明午
 
吕梁一行,感受颇多;教育扶贫,其意浅悟。
去吕梁前,教育扶贫仅仅是个概念;到吕梁后,才真真切切地有所感受。教育扶贫非常艰辛,坚持9年更属不易。教育扶贫已是学会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如能亲身体验更是人生的重要历程。
感受之一是:贫困地区意味着经济的落后,而经济的落后带给人们的是传统观念意识的落后,我们要做精神教育扶贫者。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当地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起色,但自然资源的匮乏仍然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贫瘠的黄土高原、可耕土地的不足、基本工业的缺少、产品深加工的空白、落后的生产方式等等使得这些地区仍然非常落后。一日两餐的生活虽然能够填饱肚皮,“两免一补”(标语:读书不交学杂费,住校还补生活费)的政策也能满足孩子们上学的需求,但诸如政治、文化、经济、教育发展等还照样受到相当大程度的制约,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仍然停留在30年前,甚至更早。他们需要的扶贫是“钱、财、物”,他们对于扶贫的观念是“等、靠、要”,他们对于教育的观念是“小看(孩子放到学校有人照看)、中干(孩子可以干活了,主要以干活为主)”,而扶贫的结果也就成为“越扶越贫”。
当然我们也看到国家和当地政府这些年的努力,最为耀眼的是畅通的交通,已经建成的公路网络和正在建设的“太——佳”高速公路、“太——中——银”铁路无疑将会大大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从而通过和外界的深层次交往,逐步改善人们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
当然也有包括中国计算机学会在内的众多的扶贫团体,做着各种各样的扶贫活动,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奉献着爱心,努力改变着落后的面貌。
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教育扶贫,通过社会调查、贫困学生家访、中小学教师调查,和当地教育部门座谈等,充分了解当地学生、学校、家长、社会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经济环境、教育观念等。总结出教育扶贫的重点将是改变他们对教育的认识,对教育方式的理念,充当“精神教育扶贫者”。
在临县四中臧根林对学生的讲座和杜子德对教师的讲座就是实施精神教育扶贫的最好范例,因为他们的讲座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参加讲座的学生和老师意识到“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个人人生的命运”“只有学习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读书上学是人一生自觉的努力而不是外界的强求”“困境中能够坚持读书是值得的”“教育的投入是值得的”。
感受之二是:教育扶贫是学会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教育扶贫最重要的是行动,只有行动起来就有希望,只有坚持下去才会看到曙光。
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吕梁教育扶贫,今年已是第9个年头了,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秘书长杜子德9年坚持到吕梁难能可贵!此次团员们在吕梁也深谈了两个晚上:总结教育扶贫的过去,寻找教育扶贫的未来。我们认为教育扶贫有问题、有困惑,但我们同样认为教育扶贫有希望、有信心!最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行动起来,要坚持下去!担负起精神教育扶贫的重任,完善教育扶贫的内涵。
表面上看,我们这些人至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被称作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教育扶贫的行动从本质上也会让我们受到教育。比如对社会层面的了解、对偏远贫困地区的了解等等,只有设身处地,你才能有所感受。又比如教育扶贫的艰辛、困惑、问题,只有身临其境,你才能有所感悟。再比如他们对物质的渴望,也时刻教育着我们这些大城市去的人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
教育扶贫是一项公益活动,需要众多的人关注、更需要更多的人行动。只有大家行动起来,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
2009年7月12日
 
(作者系中国计算机学会专职工作人员)
 

水长流 树长青 生生不息
吴余龙
 
九年,一个可以养出读小学三年级孩子的年龄。这就是子德代表中国计算机学会组织的吕梁教育扶贫之路。我每年都收到子德发过来的吕梁扶贫的感想和图片,动情图片,激情的文字,让我年年都有参与的冲动,由于工作的原因没有成行,遗憾万分。今年收到子德和建华的通知,早早的报名参加,早上6点怀着激动的心情北京上路。
四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调研吕梁贫困区学校,校长与老师们的愿望与心愿至今依然声声绕耳。走访贫困家庭,家长困惑的表情和孩子无助的眼神历历在目。根林生动风趣的演讲,精彩绝伦的互动让同学们充满欢笑,充满幻想,充满感动。子德热情洋溢的教师培训犹如把老师们带到了一个神圣的灵魂殿堂,充满激情,充满思考,充满向往。
逝者如斯夫,机场接上根林,机场列队送走根林,我们带着一种莫名的惆怅回北京。老天也算是配合,一路阳光,北京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家说好一个约定各奔东西。看着大家充满情感的文字,回忆吕梁的点点滴滴,我感觉到一份社会责任,暂且用下面的感动开始吧!
坚持最可贵
贵在坚持是一句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但谈何容易,我们经常会为放弃而遗憾终身。但是,这次吕梁之行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精神,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是子德没有放弃,而是不断在总结,继续前行。子德的一句话让我感动: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会坚持来吕梁扶贫。我想不会是一个人,至少我将是永远的追随者,相信后面还有更多。现在社会发展太快,缺乏的就是信仰和坚持,我们为这种坚持喝彩。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扶贫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希望小学、捐款捐物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扶贫形式。但是,物质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是杯水车薪,不能根本上改变贫困的现状。因此,我们用教育扶贫的方法,给贫困地区送教育,送知识。通过教师的培训和讲座,改变他们,让他们影响下一代,一代一代,这也许是彻底改变贫困现状的有效途径。这次,我确实从根林和子德的讲座中,看到了希望。当然,渔和鱼作为贫困地区都需要,就像学校校长说的,学校还需要有一个食堂,还需要有更多的教室。
幸福面前人人平等
我和建华、小平到碛口的第一个学生家庭家访的时候,看到家里的一个12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我明显的感觉男孩比女孩更活跃。我家是女儿,因此特别关注哪个女孩,一个人缩在墙角,扑闪着忧郁的眼神。重男轻女在贫困地区早有所闻,但我觉得,尽管出生的家庭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幸福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太阳,同一个月亮,我们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高兴了都会开心的笑。上帝是不公平的,它让人出生在不同身份和条件的家庭,老天又是公平的,它给了我们同样的世界和健康的身体。只要我们努力,我们都会很幸福。家访完走时,我们送给女孩学习用具等礼物,一起照相合影,我看到她开心的笑了。
简单最快乐
根林是一个演讲的奇才,生活经历丰富,而且方法独特。在演讲的过程中,为了互动,送给上台的学生一本他的大作。本来这个套路很简单,但是当学生回到座位后,他再让他们翻到书的最后一页,这时我看到学生都流出了兴奋的眼泪,一百元的大钞让他们激动得流出了眼泪。难到这不是快乐,这是简单的快乐。我们生活在复杂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做事情互相挤兑,面对生活工作,失去了很多的快乐。我从这些贫困的孩子眼泪看到了单纯和简单。快乐从此也变得如此简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子德是扶贫行动的发起人,也是总策划。每天晚上都要组织我们总结并确定明天的行动计划,第二天晚上,我们都谈到了扶贫行动的长期发展战略,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的农民运动,秋收起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们有一个不变信念,建立好活动的品牌,制订好可行的发展计划方案,一定会发扬光大,走遍全国,乃至全球。YOCSEF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各个地方不都红红火火的开展起来了。我也经常和我的同事说,只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信念,找到正确的方向,坚持不懈的走下去,一定会成功,一定会燎原。
环保感悟
环保与我们此行无关,但我看到这么贫穷的山村一样充满白色垃圾,到处垃圾成堆,不仅让我这个环保主义者深感痛心。现在社会是一个商品化社会,不可降解的包装由于成本低而被广泛应用,大城市禁止了,而这些山区确到处流行。城市有垃圾处理体系,但是现在农村和偏僻的小镇,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很需要,如果不管,一定会出问题。
潺潺流水,月高山影,我似乎又回到了碛口客栈。这段时间我一直有一个山寨计划,子德在北京搞了一个吕梁教育扶贫,我在武汉能否策划一个信息扶贫呢!贫困地区不是没有资源,而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整合,他们不是没有经济,而是缺乏信息。
生生不息!扶贫之星火,在继续。
 
                                2009年8月8日
(作者系武汉力龙数码总经理,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
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