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CF专栏 | 李国杰：形成以产业技术为主体导向的科技文化

民富国强的基础是有强大的企业，军事力量的强大也要靠先进的企业。美国国防部发现，事先信任的单位做的器件设备比国际上先进企业落后两代，所以今年他们决定改变策略，在加强测试验证的基础上采购全球最先进的器件和设备。

经济学家统计过，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今天，全世界70%以上的专利和2/3以上的研究开发经费都出自企业。近代以来，任何忽视市场力量、不能发挥公司组织优势的国家都逐渐凋落，只有由公司推动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国家才能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的全面形成，拥有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固然重要，但根本上还在于企业界的眼界、实力和科技创新活力。

早期的科学研究只是有钱闲人的消遣娱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已经是数以千万计的白领人的职业。那么，研究和开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归纳起来，研究开发无非有三种目的：

1．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满足人类的好奇心，为人类文明做贡献；

2．满足国防等部门的国家需求，主要以工程任务的形式实现；

3．以企业的形式将知识变成产品和服务，提高人类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

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是研究开发的主要归宿。即，除了一部分人做第一和第二类工作外，绝大多数科技人员的工作只有最终体现为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因此，一定要形成以产业技术为主体导向的科技文化。

本文说的产业技术是指以形成规模化的产业为导向的技术，不局限于企业的产品开发，大学与科研机构也可以做以产业技术为导向的研究开发。有些工程项目投入很大，但目标不是走向市场，而是追求某个单项指标领先，采用大量的定制零部件，就不属于产业技术。

实验室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实现0到1的突破，发现新的原理和方法，验证新途径的可能性，不是对已有产业技术和别人提出的纸上技术进行修修补补的小改进。

一般而言，实验室技术旨在突破单项技术，是以“best case”为导向，一俊遮百丑。产业技术是以“worst case”为导向，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实验室技术也许能满足90%的要求，但剩下的10%可能要再花10倍的精力，甚至推倒重来。例如，机群文件系统在中科院计算所经过三代博士生的努力仍不能实现商品化，开发人员进入公司后，按产业技术的要求又潜心攻关了几年，才形成今天曙光公司的拳头产品ParaStor。

不同于实验室技术，产业技术必须考虑推出时间、成本、鲁棒性、兼容性等约束，在限制条件下创新有时比“原始创新”更困难。产业技术开发的失败往往是忽略了约束条件，所以我们培养工程创新人才要从重视约束条件做起。

产业技术必须采用标准化模块和规模化生产工艺，不能做不下蛋的“公鸡”。产业技术不但要说得清，而且要做得到。产业技术人才不能只是“治学之材”，应当是“治事之材”，必须以做成一件难事为目的。

长期以来，我国只把产业技术当成所谓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产出，甚至当成低端技术的代名词。做产业技术研究的学者难以戴上人才“帽子”，很难评上院士，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可能只有很少几位在做产业技术研究。但中国最落后的就是产业技术，发动机、光刻机等卡脖子技术大多是产业技术。

从本质上讲，基础研究是不管有什么用的。所谓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到底研究什么，主要不是看基础研究有什么新成果，而是看产业技术研究有什么需求。产业技术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成果转化后的应用开发，而是引导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原始动力。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没有研发机构，基本上是一个“生产车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产业技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壮大的IT企业，尤其是华为、阿里等民营企业大都有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IT界的CTO们要担起振兴“产业技术”的重任，集体发出国家要高度重视“产业技术”的呼吁，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重视基础研究。有些人可能担心，强调产业技术会不会忽视基础研究。这种担心来自科技发展“线性模型”的误导。“基础研究”这个术语是70多年前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任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提出来的，他在著名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中，严格区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这种“线性模型”一直影响到今天。

近20年来，国际科技界对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的认识已大大提升，突破了万尼瓦尔•布什“线性模型”的局限性。实际上，研究与开发不是从所谓的上游流到下游的线性关系，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反过来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很强的拉动力，企业与大学及科研机构之间有多层次的互动。2017年，哈佛大学首任工学院院长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VenKatesh Narayanamurti)出版了《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Cycles of Invention and Discovery: Rethinking the Endless Frontier)一书，提出“发现-发明循环”的新模型，充分阐述了“技术发明”对“科学发现”的引导和激励作用。科技发展史上，电话、雷达、晶体管等许多重大科学发现都是与技术发明纠缠在一起实现的，产业技术也涉及基础研究。产业技术研究的典范贝尔实验室做了大量基础研究，共获得11项诺贝尔奖，出了14位美国科学院院士，29位美国工程院院士。

在美国反华势力试图与我国科技脱钩的形势下，我国的高技术发展不能亦步亦趋地走国外的老路，必须重视产业技术引导的基础研究，另辟蹊径，才能使我国成为科技强国。

做科研要关注最终目标，我在中科院计算所当所长时一直强调“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当然，更长远、更宏观的目标是“对人类文明做贡献”。申请到多大的科研项目，掌握多少科研经费，不是目标，而是一种承诺与责任。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获得多少奖励，戴什么人才帽子都是中间结果，最终要看对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贡献和影响。去年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刚刚成立，他们的口号是“商业成功是检验技术创新的唯一标准”，我个人赞同这个观点。

有人采访ACM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John Hopcroft)教授时，问他对中国的科研人员有什么建议？他回答：“我的建议就是远离指标，中国的研究人员非常感兴趣于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得到的研究资金数量。应远离这些指标，关注其他一些更有价值的层面。”

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不一定要做出可商品化的产品，但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考虑产业界的需求，很多研究基于不合理的假设，做出来的论文将被历史淘汰。我们经常讲“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我理解的意思是指以发展产业技术为主要目标。

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到底怎么样？网上既有自吹自擂的“好的很”派，也有妄自菲薄的“糟的很”派。很多意见以偏概全，对我国的科技真实水平缺乏理性的判断。实际上我国的高铁、无线通信、电商服务等方面确实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在基础材料、元器件、精密仪器设备、基础软件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当前美国科技类上市公司总市值约为7.72万亿美元，而中国仅为2.08万亿美元，两者相差近4倍。美国科技类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将近40%，而在中国该比例为16.42%。美国科技股GDP占比是中国的2.43倍。

所谓“卡脖子”技术，对基础研究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对产业技术而言，是必须要越过去的坎，应对技术脱钩的重任压在企业的肩上。现在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企业是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

发展产业技术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环境。多年以来，中国的企业只讲你死我活的竞争，不讲互赢共生的“企业命运共同体”。信息领域更是盛行“狼文化”和“赢家通吃”，几乎没有同行企业的“竞争前的合作”。国外企业也有竞争，但是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合作。20世纪80年代日本发展芯片的时候，几个大企业都能联合起来，先做共性的技术，做完以后各企业再分头发展。

从关注自我的输赢升华到关注整个产业生态的发展，理念上要做重大调整。三年前，华为就认识到“管理你情我愿的合作比对付你输我赢的竞争要难得多”，提出要培育“哥斯达黎加式”的生态系统，强调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管理好自己不拥有的资源。但是知易行难，将这一认识真正落实到行动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我希望在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的倡导下，计算机界的企业一起来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希望计算机界的CTO们高瞻远瞩，为中国的IT产业冲出重围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本文根据CCF 2020 CTO高峰论坛主旨报告整理而成）

李国杰 

CCF名誉理事长，2004—2012年任理事长，CCF会士，CCCF前主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