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的几点体会 | CCF创建60周年文集-3

编者语：

2022是CCF创建60周年，我们会开展一系列活动进行庆祝。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内会在CCF会员故事中陆续发布CCF60周年文集中的一些文章。这篇文章是CCF前理事长高文院士任CCF理事长期间的几点体会。

我曾担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因为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挂靠在计算所的关系，我先后成为CCF的理事和常务理事。后来因为调去北大工作，北大当时已有多位学会常务理事，别的常务理事参与学会特别是专委会工作的深度远胜于我。大约在2008年或者2012年换届时我就只做理事，不做常务理事了。2015年10月，CCF理事会换届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被提名委员会关注，就被放在理事长候选人的池子里。当时提名委员会委托李晓明和杜子德，问我愿不愿意通过竞选成为理事长，并为学会服务一届四年时，我表示需要考虑考虑。一方面，我从八十年代初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从哈工大的老师那里知道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影响力，我从心里是很愿意为学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而且我一直认为，做学术的人当然也要为科学共同体提供服务，这是责无旁贷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的位置上，个人的时间精力够不够，如果竞选上了但万一组织上不批准我担任理事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好在当时的理事长郑纬民和杜子德及时打消了我的顾虑，说如果我当选后万一上面不批准我担任理事长，CCF有严格的理事长递补程序。这样我才轻装上阵，满怀信心地参加了换届选举，并顺利地当选为理事长。当选后我立刻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上报中组部请示，并顺利在2016年1月获得上级批准。2016年1月底，我在理事长任职仪式上郑重地宣誓就职，并正式开始履行为期四年的CCF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长职责，直到2020年1月任期圆满结束。

我在理事长就职时的发言中，谈到学会建设的理念和目标。我认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会，有三件事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件是会员，第二件是会议，第三件是出版物。这三件事是相关的，要多发展会员必须要为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获得回报，这样会员群体规模才会维持和扩大。这三件事情也是相辅相成的，必须把后两件事情做好，会员才会多，有收益有回报，大家就都愿意来。因此本届应该在三个方面做好：一是会员组织与规模；二是为会员提供成长平台，包括出版物和国际合作机会；三是学会组织治理，有一套先进的决策管理程序。我当时分析，CCF的（专业）会员数应该在十万量级，虽然当时只有两万多，可以通过努力，力争在本届实现会员数翻番。为会员提供的成长平台，主要是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包括年度大会CNCC、各专委负责的专业学术会议、技术研讨会，同时考虑逐步设立学会学术出版物，比如期刊和学报。在学会治理方面，前期的积累已经很好。如果遇到问题，只要及时发现并加以解决就可以了，比如国际合作，与IEEE和ACM的合作，如何可以做得更好。当然，学会需要发展，我们要努力获得更多的资源，包括从社会和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那么，我们那一届到底任务完成的怎样呢？下面是几点回忆。

会员

发展会员，特别是让会员付费，是一件颇费心力的事。国际上的所有活动，几乎没有不付会费的，但是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在中国却真的成了问题：中国的大部分社团的会员是不付费的，或不真付费。这就给CCF发展会员带来环境方面的障碍，但CCF一直强调为会员服务，而且组织活动时，严格区分会员和非会员，会员不但付费低，而且有优先权。很显然，要想多发展会员，必须要为会员提供好的服务，让他们获得回报，这样会员群体规模才会维持和扩大。这个回报体现在会员本身的能力，使他的信息更灵通，从别人的报告和工作中获得启发，或者自己发表的东西得到反馈与学术指导或者建议。另外，通过参加会议、发表论文，得到大家的认可，使得自己在学术共同体的被认知度逐步提高，早日步入专家行列等等。

为了发展会员，CCF还对各个分支机构提出要求，到年终考评时，看看哪个发展得多，哪个发展得少。CCF还有一个其他社团没有的重要组织保障：按区域设立会员活动中心，把学会的工作下沉，由设立的会员活动中心组织会员开展活动，发展会员，CCF总部为各分部提供部分经费，每年举行分部主席会议，年终表彰成绩优秀的分部主席。

通过各种办法，同时在学会秘书处和会员部的共同努力下，当我届满退役的时候，CCF会员数果然翻了一番。

会议与出版物

会议和出版物是作为学术社团开展学术交流的基本载体，必须重视。我担任理事长后，除了让各专业委员会努力提高会议的水平，扩大学术影响力外，特别注意学会的旗舰会议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的策划和组织。CNCC于2003年创建，前几年还是一般学术会议的套路，但它和一般学术会议定位不同。由于没有特色，从专业方面不如专业委员会的学术会议，而宏观上不及其他造势的会议，所以到2008年，会议不温不火，没有影响力。从2009年开始，CCF秘书处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到2010年，ACM的高管团队就过来了，并在大会的开幕式上签署了合作协议。到我担任理事长前的2015年，CNCC的参会人数是4000人，而到我卸任前2019年时，参会人数已经达到八千人，也实现了翻番的目标。

关于出版，我建议成立出版工作委员会，主抓学会的期刊，也创建了几个国际期刊，有两个期刊办得非常不错。此外，CCF的旗舰刊物《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CCCF）继续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我担任理事长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IEEE通信学会限制华为员工审稿。时任秘书长杜子德和外联部工委主任陈熙霖非常敏感地发现问题，认为CCF应该出手维护CCF会员的权益，希望CCF发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他们问我是否要发声时，我当即立断支持CCF发声，而此前，国内没有一个社团发声。CCF的声明一发出，得到国内外计算机领域的学者的好评，提升了CCF的国际影响力，我作为理事长，也感到很是欣慰。学会的工作都是秘书处和会员们做的，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在关键时候就重要的问题给予秘书处以支持。

学会业务总部与计算机博物馆

CCF作为一个科技社团，是轻资产的，秘书处的办公场所都是租用的，这自然影响了学会业务的开展。杜子德作为CCF的秘书长，他总是思考学会的发展，他到国外跑了两圈，回来提出要搞CCF业务总部兼学术交流中心，还要建一个计算机博物馆。他和我讨论，我坚决支持，并亲自和杭州市萧山区区委区政府商谈。经过认真考察和竞争性答辩，计算机博物馆最终选址在萧山区，我也参加了签约仪式。但是，由于当地建设的政府规划约束，致使没有能按照协议上所写的博物馆要独立成栋的要求完成。我为此感到非常可惜，也算是任内唯一留有遗憾的工作了。

和博物馆项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CCF业务总部大楼的工作却进展顺利，我们和苏州市相城区区政府签约，并于2020年5月动工。尽管那时我已经卸任，但这是我担任理事长时播的种子。现在大楼已经封顶，并预计在2022年交付使用，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毫无疑问，CCF业务总部大楼的启用，对CCF的发展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回顾我担任CCF理事长的四年，是CCF稳步发展的四年。当我卸任的时候，秘书长杜子德宣布，会员数、CNCC参会人数、CCF的年度收入，都翻了一番，实现了我任职时的承诺。

也是在我卸任仪式上，常务理事代表在会上宣读了理事会关于评价我的工作的函，这个函倒像一封“表扬稿”，它简练，却概括了我四年来对CCF所作出的独特的贡献。

四年的任职不长，但也不短。我有幸在2016~2020年担任了CCF第十一届理事长，这段富有成就而愉快的任职时光将会成为我永久的记忆。

高文

CCF会士，2016~2020年任CCF理事长。2010年CCF王选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视觉、视频编解码、数字媒体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