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CF专栏丨中美贸易协议和中国信息产业发展

中国是否应该每年额外购买1000亿美国产品？

最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19年12月13日达成的中美贸易协议。这个协议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这一要求也应该引发整个中国信息行业的结构性改革。中国计算机行业大部分资源都投入到了应用开发上，只有相对很少的资源投入到了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上，这一结构性的错配正在让中国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中美贸易协议中，中方做出了较大的让步。美方所做的承诺是：“对大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25%的关税，对大约12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7.5%的关税。”也就是说，大部分关税仅仅是不增加，只有一部分关税有所下降。而中方所做的承诺很多，范围很广。

在“扩大贸易”一节中，协议文本说：“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进口美国各种商品和服务，总额在中国2017年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年度进口额的基础上增加不低于2000亿美元。”并且，“中国对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增加预计将在2021年后的几年里继续保持这一趋势”。通俗一点说，中国需要在正常的对美进口之外，还要每年额外进口1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我认为，这样的要求并不完全对等，但能理解这是中方为了顾全大局而做出的让步。

是否可以每年将1000亿美元投入基础技术研发？

中国签署这样的协议，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不断增加的关税对中国经济确实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中国的内需市场已经很强大，经济转型也比较快，而且还在开拓美国之外的海外市场。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美国在高科技方面对中国出口限制的威胁。

前几天，当我进入华为商店的时候，发现在售的华为电脑里已经没有了微软操作系统。这是美国在高科技方面对中国限制出口的一个具体行动。长期以来，中国信息产业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应用产品的开发上面，但这些应用产品严重依赖基础性的计算机软硬件，比如操作系统、编译系统、函数库、EDA软件、工业控制工具软件、CPU、GPU、深度学习框架等。一旦这些基础架构被抽走，中国的信息应用产业就都成了空中楼阁，很可能发生大范围的坍塌。这恐怕是中国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的原因。

我认为，以每年额外增加1000亿美元的代价去购买外国产品，不如把这笔钱投入到中国基础技术研发上。试想，如果把这1000亿美元用于中国的基础技术开发，可以以每人20万美元的年薪聘用50万个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那么各种基础技术迟早都能开发出来。虽然大部分基础项目都不是有钱就能马上做出来的，有的甚至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长期积累，但是如果中国不在基础技术上做大手笔的投入，再过半个世纪，我们还将继续处于落后状态。

中国长期以来基础技术发展不利，很大的原因是重应用轻基础的社会风气造成的，所有从业人员都有责任，包括我自己在内。由于国外的基础技术花钱就能买到，国内就没有动力去做基础技术的投资。这种短视的行为终于带来了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严重危机。

这种重应用轻基础的风气贯穿在整个科技体系的所有方面：(1)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主会场和大部分专业会议的主题以应用型为主；(2)CCCF发表的文章以应用型为主；(3)CCF组织的各种专题会议和活动以应用型为主；(4)媒体对信息科技的宣传以应用型科技为主；(5)各种类型的科技项目以应用型项目为主；(6)地方政府的科技政策以应用型为主；(7)以国家领导人讲话等方式宣传的国家政策以应用型科技为主；(8)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师的研究方向以应用型技术为主；(9)学生的兴趣方向和专业选题以应用型方向为主；(10)科技创新企业以应用型方向为主；(11)风险投资的投入方向以应用型为主。

信息行业所需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各个方面大幅增加基础技术的比重。

美国智库正在讨论中美部分脱钩的问题，也就是要在高科技方面脱钩。比如，美国亚洲研究局2019年11月发布报告《部分脱钩：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新战略》，该报告认为中美必定发生部分脱钩，美国要对中国实行技术管制，限制高端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用动态模拟的办法分析中美之间的博弈，得出的结论是中美互动的最终结果是“选择性脱钩”，含义同样是限制高科技；布鲁金斯协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排名第一的智库，它的报告《重新思考中美竞争》里面说，“中美经济的‘部分脱钩’是不可避免的”。由这些报告可知，中美部分脱钩，美国在高科技上对中国限制出口，目前是美国主流智库的共识。所以，中国如果再不重视基础技术的投入，恐怕很快会陷入困境。

基础技术的发展需要大资金和大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获取基础技术发展所需的资金和市场都不容易。瓦特蒸汽机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实际上瓦特只是改进了蒸汽机），然而蒸汽机的研制需要巨资，巨资的投入需要超级大市场的盈利前景。英国本地市场满足不了这样的需求，工业革命靠的是世界大市场：非洲的奴隶卖到美洲，在美洲种棉花，再把棉花拿回英国纺织，然后把产品销往全世界。美国制造业的兴起同南北战争有很大关系，这场战争为北方制造业的发展建立了贸易保护，迫使南方的棉花不能卖到英国，只能卖到北方，堵住英国质美价廉的纺织品的进口，保护北方薄弱的新兴制造业。如果没有这场惨烈的南北战争，美国很难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而是和我们一样，在基础技术上总是跟在别人之后。所以，对中国来说，能否保障基础技术发展所需的市场和资金，这是一个关乎国运的关键问题。

我们需要努力争取同西方国家在高科技方面长期维护良好的互利共赢关系。但是，我们也需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万一国外断绝对中国的高科技供应，无疑会对中国的应用技术发展带来很多困难，不过这并不完全是坏事，它会给中国基础技术的发展带来宝贵的市场空间。长期以来，国外优秀的基础技术产品占领中国市场，使得中国自身的基础技术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如果国外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相当于为中国基础技术产业建立贸易保护，帮助中国了解自己的薄弱环节，促进中国的技术转型。

过去，中国政府在基础技术方面也做了很大的投入，可是这毕竟不是市场经济行为，效果也不尽人意。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有利于中国基础技术发展的市场环境，对国内基础技术产业的健康成长是有好处的。

对中国来说，一件事能否得到社会群体的集体重视，对这件事的发展会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比如，从1982年到2000年，中国在计算机核心领域ACM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极少，2000年仅发表了18篇论文。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高度重视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ACM上发表的论文数一路上升，2014年中国在ACM核心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上升到353篇[1]。为什么前18年发展如此缓慢，后14年如此快速？原因就是发表论文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因此，对于基础技术的重要性，如果获得全民共识，那么基础技术也将会快速地发展起来。

有些人认为，依靠国家设立的项目效果都不好。但是，这并不等于国家不应该大力支持基础技术的研发。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国家对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支持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英国工业革命，由国家出面支持大航海，女王给东印度公司经营特许权。没有国家的背书，英国无法建立起全球化大市场。美国的DARPA项目、NASA机构都是国家投入，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美国人喜欢讲小政府理论，但根据世界各国的统计，政府支出规模越大，人类发展指数就越高。事实上，美国政府雇员就占了全国就业人口的1/6。

可能很多中国人认为，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就可以结束一个麻烦，中美关系不能说完全恢复正常，至少也能得到很大的缓和。然而，这很可能不是一个麻烦的结束，而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必须要用40年前改革开放的魄力来应对。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互不信任的状态，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努力挽回中美关系。人类面临着许多需要共同携手解决的问题，如北极冰川正在融化、地球昆虫数量正在大幅度减少、军备竞赛把世界推到危险的边缘等等。如果有外星人经过地球，一定会为地球人愚蠢的内斗而感到可笑。我们需要发展出一个大智慧，为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找到一个出路。

中美两国的未来发展存在两个可能的选项：一种是合作共赢，另一种是共同让利给第三方。虽然中美两国各自存在很多内部问题，但是，中美之间的相互合作既可以解决各自国内问题，又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现在的世界，一方面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发展中状态，将成为科技应用的巨大市场。中国拥有强大的基础建设能力和制造业，美国拥有先进的科技，两者的结合不但可以让整个世界摆脱贫穷，共同解决地球的生态问题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能够为两国自身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这是第一种方案。这种方案虽然很美好，但是在美国对中国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操作难度比较大。

第二种方案的可操作性或许更强，就是让第三方参与进来，把国际社会变成一个多极结构。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说过，在中美两国之间，法国不想选边站。让整个欧洲感到焦虑的是，他们正在“失去控制”，想要找回“掌控权”。从中国角度看，不需要欧洲选边站，争取中立的第三方参与，将对中国最有利。这也是中国未来需要努力争取的发展方向。

不管选择哪一种方案，都需要中国自身练好内功，把基础技术实力扎扎实实地提升一个层次，才可能在国际合作竞争中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

[1]陈钢. 从ACM会议分析我国计算机科学近十年发展情况[J].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 2015,11(10): 42-53.

陈钢

CCF高级会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理论计算机科学、高阶逻辑、控制系统建模、程序语言设计、函数式语言。gangchensh@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