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C｜难以计算的贡献：中国计算机历史记忆

冯立昇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AHS）通讯院士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 所长/教授

先后兼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技术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机械史分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数学史，技术史、科技典籍文献的研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作20余种/套。主编的《畴人传合编校注》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共同主编的《中国三十大发明》获中国好书奖和国家图书馆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

报告题目:  从筹算到珠算：中国传统计算技术的演进

计算工具在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已采用算筹记数和计算，到西汉时期已建立了筹算算法体系。而以算盘为工具的珠算，与算筹体系是一脉承。珠算不单是使用一种工具的技能操作，也是一种知识形态，同时也是汉字文化圈地区计算技术发达的象征，具有多重文化功能和价值，成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筹算与珠算经世代传承，长期适用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形成了独特的计算技术传统。

孙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近现代科技史研究室主任

兼任中国科技史学会技术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史分会总干事。主要从事现当代科学技术史、高技术史研究，目前主持“中外科技创新史比较研究”专项。发表专著6部（含独著与合著），论文60余篇，申请专利2项，授权1项。

报告题目:  20世纪中叶控制论对美、苏、中计算机发展的不同影响

20世纪中叶，控制论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交相辉映。美国学者最先将控制理论及其实践与电子计算机发展紧密结合，直接促进计算机体系结构、程序控制等多方面的演变；苏联学者围绕控制论与思维机器的关系，研发适用于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系统的计算机，也尝试实践“超级”自动化等若干理念；同期的中国学者更注重解决研制计算机时遇到的控制系统问题。美、苏、中相关发展不同，源于各自大型科研项目目标差异，也受制于各自基础研究实力。

徐祖哲

中国计算机史研究者，高级工程师

北京邮电学院通信自动控制专业毕业，曾在哈军工计算机研究室参加首台长途自动电话计费计算机研制，从事通信工程建设和计算机应用获多项部省级一、二、三等奖，曾任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著作《溯源中国计算机》201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报告题目：从转报机到全国自动转报网络的十年

我国邮电部自动转报网，从1980年12月第一套转报系統投产，到1990年11月完成，10年来，400余县（市）局直接进入省转报中心，各省会之间形成一级干线网，公众电报网络由四级汇接变为二级汇接，电报中转比人工加快了几十倍，大大提高了通信质量和时效，上万报务人员及设备维护费用减少了50%以上。全国自动转报系统是根据我国国情，依靠自己力量的重大计算机应用的成就。

方兴东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求是特聘教授，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 院长

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OHI）发起人，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新媒体传播、互联网历史与文化、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等。至今撰写相关文章1000余万字，发表核心期刊论文70余篇。出版《IT史记》和《互联网口述历史系列丛书》等互联网相关著作30部。是国内互联网反垄断、网络治理、博客、Web 2.0、超级网络平台、数字治理等概念和理论最早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之一。

报告题目：中国互联网30年（1994-2024）：互联网初心与未来

2024年4月20日，是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30年具备了布罗代尔所说的“中时段”视角，也就是既可超越基于具体“事件”的“短时段”的“个人时间”，也不同于基于地理环境的“长时段”的“地理时间”，而获得一种基于“局势”的“社会时间”。面向未来，中国互联网如何更好为世界做贡献，如何在打造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可能需要回到互联网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寻找互联网初心，寻找最好的答案。

包云岗

CCF开源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计算机历史工委执委，兼任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中国开放指令生态（RISC-V）联盟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源芯片与敏捷设计、数据中心体系结构等，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一系列开源芯片实践。发表70余篇学术论文，包括ASPLOS、HPCA、ISCA、MICRO和Communication of the ACM等国际会议期刊。曾获“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奖、共青团中央“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等荣誉。

报告题目：使用现代技术复现中国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03机

1958年，中国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03机研制成功；六十余年后，包云岗指导本科生徐泽凡实现了Re:103，用现代技术复现103机。他们通过历史资料明确了103机的原始设计，用现代芯片设计流程在一颗FPGA/ASIC芯片上实现103机的电子管逻辑电路，在PCB上复原控制面板，用SD卡和打印机代替纸带和电传打字机等老式I/O设备，还用三维重建和打印技术制作了103机外观模型。最终，用与六十年前几乎相同的操作方式操作Re:103，并在其上运行1960年代为103机编制的程序。

祁庆国

北京博物馆学会 副理事长/研究馆员

兼任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欧美同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博物馆学、博物馆信息学、文物摄影等领域研究。主持编制《藏品二维影像采集规范》等标准，撰写《博物馆传媒的开发与应用体验》等论著。

报告题目：计算机博物馆建设的博物馆学意义

在我国博物馆序列中，国家级计算机专题博物馆尚是空白；在博物馆所呈现的知识体系中，计算机技术与文化专题是一个缺环，博物馆行业呼唤计算机博物馆的诞生。计算机博物馆对于培养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理解并把握数字技术与文化的精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技术与文化成果的展现，特别是软件部分，对博物馆行业是全新课题，需要在计算机博物馆建设过程中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