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CSEF 论坛 | 科研成果转化之痛谁之过

2014年，科技部的统计显示，47.3%的（国家主体科技计划）课题成果得到了转化。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基于905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截至2014年底的全部有效专利数据测算出，高校专利许可率2.1%、转让率1.5%，科研单位专利许可率5.9%、转让率3.5%。2015年，清华大学教授陈劲团队通过对全国682所高校进行专项问卷调查测算出，“高校近5年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估值为17.6%”。

不难发现，近年来，业界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高低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比如“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指标的计算就受到多方质疑，始终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日前，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围绕“科研成果转化之痛，谁之过”这一主题展开讨论，邀请了来自学术界、企业界、政策界、投资界等领域的专业人士，融合思辨，跨界探讨如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痛点、堵点。

40年政策回顾与反思

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18》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是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

2018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40周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梁正将我国近40年来的主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分为四个阶段：起步发展（1978—1988年）、全面深化（1988—1998年）、加速发展（1998—2008年）、重点突破（2008年至今）。

“1984年，科技体制改革起步，我国开始尝试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去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鼓励科研人员‘下海’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建立了技术市场，并着手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如科技孵化器。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推动部分科研院所市场化转制的同时，着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建立了一大批高新园区和大学科技园。”梁正告诉《中国科学报》，“2008年以来，随着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的问世——新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2016）、《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6），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科技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着力点。”

他进一步分析道，过去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更多是靠政府去“推”，而现在则主要靠市场机制去“拉”，这个过程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权力逐渐地下放。“如今，我国多地实施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要贡献人奖励不低于70%，这个比例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我们是否应该做一些反思？”

梁正提出的反思包括：“科技成果转化”是真问题还是“伪命题”；其制度和历史背景是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技术转移的主体究竟应当是谁；一个有活力的、有序的、有效的创新生态体系是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怎么才能建立。

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主办方拿出了一组调查数据：73位科研人员中有26位认为，自己所在单位的科技成果转让收入占科研收入的百分比极低（不到5%），还有16位科研人员对此表示不清楚。

一方面国家政策层面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对具体的转化收入却不知情，难道“科技成果转化”真是一个伪命题？对此，赞同者认为，我国当前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并不高；反对者则认为，科研成果涉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可一概而论。

科研人员创业“七宗罪”

“科研人员是推动技术转移的主体之一，其参与技术转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卖掉科研成果，另一种是带着成果去市场上创业。”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彭思龙不仅回应了梁正的反思，还引入自己的思考，“科研人员参与创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总结罗列了20多条，其中7条已经被前人总结归纳为‘七宗罪’”。

这“七宗罪”分别是，实验室的产品大多时候不具备转化的可能性、产品变成商品是非常艰难的、专利归属权不明、“技术控”得不到市场青睐、资本和股权的纠结、个人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陷阱。

彭思龙对“七宗罪”的内涵做了一个梳理：科研人员创业的成功率比一般的创业成功率要低，因为科研人员真正的技能是创新而不是创业；科研人员除了对技术本身比较熟悉，其他方面都不是专业的，所以让一个科研人员去创业，实际相当于把一个成熟的人改变成另外一个成熟的人，这是相当困难的；科研人员自身的一些职业习惯，对创业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科研人员把技术成果卖出去并不是转化。”美团点评技术学院院长刘江一针见血地指出，“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看拿到技术成果的企业最后能不能凭借此技术在市场上立足，并持续发展。”正如彭思龙所说：“技术要变成产品，最后还要变成商品。”刘江觉得，产品和商品都需要与市场匹配，这恰恰不是科研人员主要考虑的事情。

“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是有缺陷的。”彭思龙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国企业大部分科研素质不高，接不住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科研人员创业的尴尬就在于，下游企业接不住，上游技术推着，上层政策拉着，所以才导致创业成功率不高的怪象。

近年来，一些企业也饱受科研成果转化之痛，梁正对此分析道：“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历史概念，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大部分科技成果是由政府资助的。我国的一些企业不做研发已久，而研发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一个有活力的、有序的、有效的创新生态体系来支撑产学研合作。”

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

尽管科研人员创业成功率并不高，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汪玉还是成功了。2016年，汪玉团队凭借自主开发的深度学习加速器及网络压缩优化技术，合伙创办了北京深鉴科技有限公司。两年后，该公司被国际半导体巨头赛灵思收购。

“为什么选择在2016年创业，清华大学知道吗？”面对《中国科学报》的提问，汪玉的回答是：“当时选择创业是有‘天时地利人和’。论天时，随着2016年AlphaGo带起的一支人工智能热潮，社会各界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所能带来的巨大市场；地利，清华大学在2015年底出台了知识产权转化政策，为高校的前沿研究成果落地提供了保障；人和，我们聚集了一支有经验、有热情、有理想的研发与商务团队，大家能团结在一起把事情做起来。”

汪玉对“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有着自己的思考，为此他还专门制作了一张包含大学、科研院所、政府、教育培训等机构的关系图。他解释道：“大学主要从事人才的培养，人才进入其他机构会产生新想法、新技术，带来新设备，拓展了知识的边界，进一步培养人才，从而形成一个教育闭环。新想法、新技术和新设备进入到市场化的公司，则扶持了社会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创新闭环。”

“这两个闭环之间是有交集的，比如以问题为导向，共同培养人才；在产学研合作上至关重要的信用体系，需要同时做好教育和创新。”汪玉补充道。

汪玉的案例也给中科创星成果转化总监崔婷一些启发，她反问汪玉：“是不是所有技术都要以同样的形式进行转化呢？”汪玉给出回答：“这跟技术的成熟度相关。比如科研人员有一个位点研究出来，仅仅基于这个位点还不能成立一家公司。因为成熟的大型企业产品成功率是千分之一，只有把技术融合到研发平台里，这个技术才有可能被使用。”

不同学科的转化也不一样，崔婷以自己所熟悉的生物行业为例指出：“生物技术有自身的研发和成熟规律，在不同的时间点，或者在不同的技术成熟度上，会有不同的转化形式。”

梁正构想中的未来科研方向有三种：第一种是使命导向类，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要解决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现实问题；第二种是市场需求类，随着企业的发展，一定会对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三种是自由探索类，通过不断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解决人类未来面临的重大不确定性问题。

“40年前，我们讨论科研成果行不行的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科研成果转化痛不痛的问题。希望大家未来齐心协力开展产学研攻关，40年后，我们可以讨论科研成果转化够不够的问题。”一位来自网络安全领域的参会学者提出了一个美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