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湘（中国青年报）：我真的是比较落后，这一类都是我儿子告诉我的，一般对于计算机的应用，比如写稿、上网。我想说的是，对于YOCSEF的及时反应我特别赞同，前一段时间方舟子的大战，在这些年的环境中，科技之争也好，商业大战也好，其实有时候就好象是企业和个人混战一场。我们总说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学术共同体或者在行业中的这些人的发言可能比个体的发言的影响力更重要。我们现在进入的一个时代是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时代，中国的发展恰恰，科技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中国人过去受过的教育、法制的传统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特别需要有学会组织来发出声音，对社会也是积极建设性的行为。谢谢大家！
我们和YOCSEF已经同行了十年之久，为什么愿意和这些人在一起呢？其实也是有愿意的，计算机的奥赛可以维持很公平的环境，比如黑屏的事件在很快的有一个声音，这也体现了责任感。
刘世昕（中国青年报）：我这两天也在看一些微博上的东西，大家也注意到还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比如蒙牛也是发表出了一个声明：我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在老百姓的胃里有伊利的牛奶会自动释放三聚氰氨等段子。刚才方兴东说到互联网精神的丧失，我觉得不仅是在互联网企业，在往前蒙牛和伊利的战争，腾讯和360的战争不仅是在互联网企业之间出现了不道德的垄断竞争，在更广泛的企业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今天虽然是YOCSEF办的论坛，但是作为媒体我们会更多的关注中国的企业到底怎么了？老大和老二打架非得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用绑架消费者权益的事情来做，没有更好的办法吗？除了互联网精神以外，可能要更多的反思中国的竞争环境到底是什么问题？中国的企业除了打黑枪之外，还有别的手段吗？这可能是我正在想的一个问题。
段永朝（ZiffDavis媒体集团（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主任）：我还是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比如娱乐化，大家看到很多网友在微博上的创作，包括诗歌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娱乐化的东西对抗看上去无助的状态？其实大家是在另外一种方式，这种革命在中国没有发生过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我们1968年在做文化大革命，其实1968年法国也有文化大革命，他们在反对什么？他们也有罢课，也高举着“毛泽东”的画像，他们反对的是权威。西方法兰克福派反对的更多是假装的权威，我们是被阉割掉的一代又一代，我们是“太监化”的话语体系，已经没有办法表达，只好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这在西方叫做“恶搞文化”、“混搭文化”，这个过程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景观来看，这个景观不是出一些义愤之辞就让这个景观就翻过去，否则下次会同样出现很多版本，我们应该把“剧本”好好的搜集一下，看看出现了哪些观点、哪些言论，做一个很好的研究。
曲晓东（北京淘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面对这样一个焦点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从最开始的关注到愤怒、参与争吵、慢慢麻木，最后到有新的新闻热点发生的时候，视线转移，这件事又忘记了，重新开始演绎别的事件。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件？应该从我做起，整个社会的环境法律不是一时间半会儿能够解决的，政府执法的思维和执政的思维也不是很快能够改变的，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方面，应该发挥每一个人的呼声，让它涓涓细流，现在中国已经进步了，有微博等很多互联网的东西，还是应该积极的把它推广下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给中国计算机学会提的建议，比如像腾讯这样的事情出来，一开始的由头是侵犯隐私，到底有没有侵犯隐私？谁来评价？当时很多人说非常期待一个第三方机构出来，所有的媒体是第三方机构，没有人出来说话，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媒体要生存，要有商业利益，包括腾讯很有大腕的力量，而且媒体在国家的管理之下有苦衷。国家权威部门谁来说话？信息安全检测中心没有结果报出来，360说把扣扣保镖的源代码交给国家信息安全检测中心鉴定，但是它们没有人出来说这个话。为什么它没有说这个话？它要说出这个话对某一方有好处或者有坏处，它能获得什么呢？它是完成国家任务的机构，不是发挥责任感的机构。那么，有责任感的机构，比如NGO，比如中国计算机学会组织检测，我们有专家，有理事单位，我们委托某个计算所、软件所来立项，我们公正的去做，我们是没有任何利益的第三方，如果在第一时间我们计算机学会来做出一些结果供社会上的媒体、公众去了解和判断依据，这个作用是很大的。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所有的厂商在作恶的时候会非常的担心有人在说话。现在互联网上最大的处罚是一百万，对于他们来说一百万算什么？游戏一出之后就准备三五万的罚款，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靠处罚来解决问题，大家都不怕，他们怕什么？靠公众的言论，计算机学会这种权威组织机构能够给出某种依据，比如今天360推出扣扣保镖，如果它知道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很快的推出一个评测鉴定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劫持QQ的应用，因为公众说不清楚，腾讯自说自话，360也自说自话，有一个懂技术的第三方来说话，不说对错，只从技术上来说发生什么行为，这样比计算机专家发表言论的威力还要大。因为言论人人都有，缺的是依据，这个依据是计算机学会和IT相关的机构，而且愿意承担责任和敢于承担责任的机构太少。如果学会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将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有跟互联网有关、跟IT有关的企业，会觉得计算机学会是一个威慑力，就会减少作恶的可能。谢谢大家！
段永朝（ZiffDavis媒体集团（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主任）：在1980年、1981年的时候，在美国的第一次计算机会议上，一个人就进行了研究，他用计算机科学的语言对病毒做出了定义，他最大的贡献是给出了俗称“病毒不可判定定义”，他给出计算机病毒的定义非常简单：计算机病毒就是一段计算机程序，这段程序要判定它是不是病毒，通过特征法识别，这叫不可判定。这个东西是非常可贵的，比如到底什么是隐私？举一个例子，我的身体不能让人摸，那你有病看大夫怎么办？看得见、摸得着和会怎么办是两码事情，在技术上看得见你的所有隐私在现今时代几乎不成什么问题，很多人都可以重构你的行为，如果不这样怎么样反欺诈？甚至犯罪怎么侦破等。关于隐私的问题，其实在学术上、技术上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王凯奇（中科院自动化所）：今天很高兴参加这次论坛，我想表达两层意思。第一，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是我昨天听到这件事，我老婆告诉我她的QQ上不了，因为运行了360。我对这件事情不奇怪，我觉得很正常，今天三位特约讲者讲的特别好，从霸道到王道、控制论的角度谈了，我觉得都可以归纳为文化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不是个别领域的问题，它涉及到各行各业，包括公共文化的缺失、道德底线、方舟子事件、互联网360和QQ事件，我觉得都是同样的一个内涵，出现这样的事情不奇怪。我们还是能够在文化的内涵和推广方面做一些宣传，中国文化最早的是容人之量，这样不会造成各行各业竞争的这么激烈，不会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现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和中国的国情相关，任何东西都私营化，一切唯利是图，这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二、这个事情的结束。我觉得这个事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无声无息，包括唐骏事件、方舟子事件等等，其实大家都是不满意的，但是不满意归不满意，新的热点出来之后大家会把注意力转移。这个事件的解决不是靠政府，因为它太慢了，而是真正的靠网民，因为它们真正的伤害了民众的利益，而这些利益不是现在能够表现出来的，但是我认为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状态，我中午看了一些帖子，一些网民还会用QQ，但是不会充钱了，在逐步的脱离QQ对网民的控制。民众自身应该有一些自发的意愿和意志，慢慢的阻挡这个事件。现在我们立马的做出一些导向可能不太现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会有各自的想法，我不主要特别大的做一些事情。
袁晓如（北京大学研究员，YOCSEF学术秘书）：大家在法律方面因为反应慢，等到法院判决几年过去了，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影响，其实这是大家对法律精神的误读，其实法律不是对个体的惩罚，作为一个社会的案例，它是在警示后面别人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比如大的企业犯规，比如腾讯有多少用户，每个用户赔多少钱，可以罚的你倾家荡产，也可以吊销你的执照。如果企业踩了这条红线，你的企业就是死的倾家荡产。法律是用来警示后面的企业不要犯规。
另外，不要太依赖于一些组织，比如YOCSEF这样的组织有热情，对一些事情可以呼吁，但是让我们长期的来呼吁是不可能的，我们发现问题可以去呼吁，但是最终的解决是要有一个规范、一个措施，事后可以制裁。而不是说每碰到一件事情就站出来呼吁，这样只能使得我们奔命。另外，大家的觉悟越来越高了，但是怎么样把认识转化成制度的救济？这是真正的一个途径，如果我们只是永远依赖于个人的努力或者小团体的努力，对中国的法制是没有推动的。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嘉宾确认）
讲者及嘉宾观点链接：
曲晓东：北京淘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长，YOCSEF荣誉委员
方兴东：互联网实验室、博客中国创始人兼董事长，YOCSEF荣誉委员
段永朝:ZiffDavis媒体集团（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主任
米晓彬：华军软件园主编
杜子德：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
侯紫峰：联想研究院首席科学家，YOCSEF荣誉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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