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研创新上可以说是跟踪多，引领少。”日前，在一次科技创新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局长韩宇的见解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据汤森路透科技集团报告，截至2009年，中国在国际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比1981年增长了64倍，特别是在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增长尤为显著。2009年，中国国际论文总数达到12.7万篇，居世界第2位。
“从积极意义说，我们一直在努力，而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引起世界关注的成果。”通过对各学科综合排名以及相应论文数量、引文情况、热点论文、高引用论文等几个指标综合统计，韩宇发现，我国在材料、化学、物理、工程、数学这几个领域的相关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地位。
韩宇还发现，在具体的选题方面我国的科研工作者呈现出明显的跟踪状态。他用一个纳米研究的具体例子进行说明。各国科学家对纳米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产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成果，有的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纳米领域论文产出第一大国，但大部分论文是跟踪研究，纳米科学发展重要节点上没有我们的身影。例如，关于石墨烯研究，2005、2006年国际上出现大量科研成果，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相关论文则体现出一种“沉稳、沉默、潜伏”的状态。
“这说明新领域开始热起来时我们没有警觉到它的存在。当大热的时候，中国科学家蜂拥而至，发表大量论文。”韩宇认为这种“时差”表明我们还没有能力选择新的突破点。
韩宇汇总了一些公开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在整体科研经费投入上，美国和欧盟长期稳定在2.7%和1.7%左右的水平；日本几十年来逐年提高到目前的3.4%；韩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也是逐年攀升达到3.5%。中国虽然从1996年的0.6%迅速攀升到2007年的1.5%，但与主要创新型经济体仍有较大差距。
此外，韩宇认为，在我国科研领域中，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可以忽略不计，这反映了企业家的短视。相对中央财政投入，地方政府投入也较少。
“我们的科研经费可以买计算机与打印纸，但是，给研究生或者科学家做劳务费就有许多限制。”韩宇对科研经费中劳务使用情况做了统计，我国23.6%，发达国家45%。我国科研人员人均每年劳务成本约为日本的1/12，韩国的1/6。
一次，美国一家基金会的一位官员来访，要增加一个合作研究的项目经费。韩宇询问，这笔钱要做什么，对方回答，主要是解决参加项目研究的博士生补助问题。
“让研究辅助人员吃饱喝足，在他看来理所应当、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从我们对于科研经费使用来看，重物不重人，只看到买设备，看不到对人本身的激励和补贴。”不过，这种倒置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变。
2010年，国家自然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年度资助8350人，资助金额16.46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12.1倍和14.5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含外籍)共资助杰出青年科学家2408人，资助总额达30亿元；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共资助254个团队，累计资助金额16.83亿元。2000~2010年，地区科学基金共资助5318项，累计资助金额11.94亿元。
“重大的变革性突破经常会出自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过程中，而非专门的研究项目所能计划和资助完成的。”韩宇认为。他还指出科研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科研功利化倾向，浮于表面，避难求易，盲目跟风；二是项目研究功利化，目的与手段倒置，研究过程缺乏团队合作；三是研究成果发表的功利化，重量不重质。
对此，他建议通过改进完善同行评议，增强创新识别能力。
“并非所有重要科学发现的意义和价值都能够在短期内被人们所认识和领悟。绝大多数人很可能都是短视的，因此应该做的只能是更加包容，不要急于否定他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让事实来说话。”韩宇举例，美国冷泉港实验室麦克林托克就是一个被冷落40年的科学家。当年，她提出转座因子概念后，有人称她是“怪人，百分之百的疯子”，世界科学界也一直加以否定或忽视。于是，这一上世纪30年代初的成果，直至80年代才被科学界普遍接受，1983年10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韩宇很推崇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院士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观点：“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营造稳定支持的宽松环境，缓解科学家“多头申请”压力，激励科学家安心、专心、潜心研究。建立科学基金信息服务系统和国际化数据平台，推进成果数据共享和开放，简化中期检查和结题管理，让科学家从疲于评审、忙于被评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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