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F会士录 | NOI科学委员会顾问尹宝林：放眼长远，推动改革，赶超世界

会士，是CCF会员的至高荣誉。CCF官网的《会士条例》中这样记述：会士是本学会最高级别会员，授予在计算机及相关领域有重大发明创造及有重要贡献、或对本学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士。

一名志愿者的点滴回忆

我与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的结识始于筹办第12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OI2000)。1999年的春夏之交，时任北航计算机学院院长的怀进鹏找我说，CCF在筹备2000年的国际信息学大赛，目前正在各个高校物色参加筹办的人员，问我想不想参加。对于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我以前在报纸上见过相关的报道，但知之不详，于是就说，可以先了解了解再说。过了几天，也没再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以为这件事和以前遇到的其它一些偶然事件一样，就算过去了。大约一两周之后，怀进鹏告诉我，CCF的副秘书长杜子德到了北航，想要和我谈一谈。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了杜子德，这也是我第一次和计算机学会的正式接触。杜子德很健谈，谈吐也很有感染力。他介绍了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概况，告诉我IOI2000将于次年的9月份举行。这项活动经多个国家部委批准并专门拨款，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协主办，中国计算机学会具体承办。这是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因此上上下下都很重视；他了解过我的情况，希望我能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参加IOI2000的筹备工作。听了杜子德的介绍，我感觉这项活动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再加上他又亲自跑来动员，于是就同意了。

大概一周后，计算机学会在计算所北楼召开IOI2000科学委员会筹备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清华、北大、北航、人大、北交大、北工大等多所高校的教师。会上推选清华大学的吴文虎教授担任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推选我为副主席，主要承担与IOI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联系以及IOI2000竞赛评测的技术准备工作。当年9月，IOI1999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一个海滨度假村举行。清华吴文虎教授作为领队率中国队参赛，中国科协青少部主任程东红、CCF副秘书长杜子德和我作为观察员一起随队赴土耳其观摩竞赛的组织。在土耳其，我代表IOI2000中国科学委员会向IOI国际科学委员会做了工作报告，汇报筹备工作的进展，观看了竞赛现场以及竞赛设备的设置，参观了土方的评测系统和评测过程。土方人员很友好，他们详细介绍了竞赛设备的各项参数、竞赛组织及评测的流程，以及举办国科学委员会与IOI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关系、分工以及交流方式等等，并向我们赠送了一套基于DOS系统竞赛评测软件以及相关的文档。从土耳其考察回来，我向科学委员会汇报了考察的成果后，就和科学委员会的同仁们一起投入到具体的筹备工作中了。为了让IOI2000科学委员会进一步了解和熟悉信息学的竞赛活动，杜子德和吴文虎提议IOI2000科学委员会也同时作为全国信息学奥赛(NOI)的科学委员会，参与到NOI的竞赛活动中。这样，我和科学委员会的同仁们又于2000年3月在澳门回归100天之际参加了第17届“澳门回归杯”全国青少年信息学竞赛。以此为契机，NOI科学委员会正式成立，我也从那时起与NOI结缘，直至现在。

在IOI2000筹备过程中的2000年初，我被推选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铁道大厦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七次全国会议代表大会。会议的规模很大，参加的人员很多。在大会报告之后是分组会议，讨论大会报告和理事长、副理事长以及常务理事的候选名单。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对学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对报告以及候选名单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正好借此机会听听其他人的发言，增加对计算机学会的了解。和我同组的代表有很多是来自中科院计算所和软件所的，他们对学会的情况比较了解，对大会报告提了些意见，对候选名单也不太满意，其中一位青年科学家的意见较多，认为名单中的中青年太少。我问他是否有意竞选常务理事。他做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我就和全组的代表一起，并联络了其它组的一些代表，向选举委员会建议将这位青年科学家列入常务理事的候选名单中。选举委员会接受了我们的建议，通过竞选这位青年科学家也顺利当选为常务理事。

CCF代表大会之后， IOI2000的筹备工作继续进行。为把IOI2000办的更加丰富多彩，杜子德招募了文艺、宣传、社会活动等多方面的专家，负责IOI2000的形象设计、社会活动、舆论宣传等方面的筹备工作。2000年9月，IOI2000在北京如期举行。国家主席江泽民给竞赛发来了贺信，教育部和中国科协的主要领导都出席了开幕式。中央电视台和国内主要的报纸也都发布了相关消息。竞赛活动有条不紊，评测结果及时准确。各项外围活动也开展的有声有色。9月30日，IOI2000胜利落下帷幕，各国领队和IOI组委会对IOI2000的评价是给人印象深刻的最成功的一次国际信息学竞赛。

IOI2000结束后，科学委员会的工作重心就转移到了国内的NOI活动上。科学委员会的组成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一些学校和教师的相继退出，科学委员会只有来自清华、北航、北大和人大的教师了，其中参加过IOI2000筹备会的只剩下清华大学的吴文虎、王宏和我。科学委员会的这一组织结构一直保持至今，我也以志愿者的身份在NOI科学委员会中工作长达20多年。回顾这些年的工作，我觉得主要做了下面这4件事：1、推动Linux操作系统在NOI活动中的普及。2、主持和推进NOI竞赛评测的自动化。3、推动NOI竞赛活动流程的改进。4、推动NOI活动各项规则的建立。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这4项工作对促进NOI活动的健康发展，为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培养拔尖人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参加NOI活动的20多年里，我高兴的看到一批批优秀的青少年从竞赛中脱颖而出，被选拔进入清华、北大、中科大等优秀大学，或者出国学习，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这也是鼓励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NOI活动20多年的动力。让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不少出国学习的优秀人才就此留在了国外。虽说在国外的学习和科研环境更加优越，虽说选择在哪里工作是一个人的自由，虽说其中有些人依然怀念祖国，时常间接的为国内做些事，但是我还是更希望我们花大力气精心培养的优秀人才能够立足国内，为自己祖国的建设作出更直接的贡献。

另一件让我感到有些遗憾的事情是CCF对“透明计算”事件的反应。2015年1月，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奖揭晓。一等奖由 “透明计算”团队获得。这一消息顿时在科学界，特别是在计算机领域激起轩然大波。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科学界是近乎神圣的存在。由于评审严格，这一奖项从1999年到2013年的15年间，有10次空缺。这一次，这一崇高奖项居然被授予了一个没有多少创新性的技术项目，实在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随着事件的发酵，一些内幕也逐渐在互联网上传播，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因为此事，科技部奖励办公室负责人在全国两会期间还被代表和委员们召去质询。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一向对社会热点事件反应迅速、犀利的CCF，这一次却一反常态，默不作声。在CCF颁奖晚会上，我见到了郑纬民理事长，向他建议，CCF应该对此事发声，表明态度。大约一周后，杜子德秘书长通知我参加一个讨论会，讨论CCF是否要对“透明计算”事件发声的问题。这个讨论会规模不大，参加者总共只有五六个人，但是会议的讨论比较激烈。我的意见是，“透明计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明显资格不够，并且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社会热点，CCF作为国内计算领域里最大的学术团体，理应对此事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及时发声。反对的意见则认为，CCF没有资格和能力评判这件事情的是非，因此不宜表态。大家讨论了将近两个小时，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只得不了了之。我不知道CCF对“透明计算”表态的决策过程，这个小规模的讨论会可能只是CCF多次征求意见过程中的一次。最终，CCF在“透明计算”事件中保持了沉默。七八年过去了，每当我想到这件事时，总是感到在对“透明计算”的表态问题上，CCF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不仅是因为作为集合了计算领域精英的学术团体，在这个涉及计算领域专业性的问题上旗帜鲜明的表态，回答社会上的疑问是CCF的责任和义务，更是因为这是一个向广大会员表明CCF的能力和担当，更好地团结和激励广大会员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

20多年来，我亲身参与并亲眼见证了CCF的发展历程。现在的CCF已经是有超过10万名个人会员、几十个专业委员会、在计算领域的学界和业界都有巨大影响力的专业社团。我衷心的希望CCF在今后的岁月里发展的更好，希望CCF继续秉持为计算领域专业人士的学术和职业发展提供服务的宗旨，取得更大的成绩。在未来的十年，我特别希望CCF在人才培养和引领学术方向，推动技术突破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这些年的发展，除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CCF也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这就使得CCF可以在年轻一代的人才培养上有更多的作为，发挥更大的作用。CCF汇聚了全国计算领域横跨学界和业界的精英，应该而且可以放眼长远，聚焦具有高度前瞻性、创新性和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方向，推动我国科研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在计算领域的技术尽快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以上内容为会士本人整体提供，不代表CC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