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劲松

到这里来讲很诚惶诚恐，我原来是学理科的，对IT业不是很了解。尤其是对在学术建设上做出很大贡献的杨玉圣，他是专家，范良藻先生也是老科学家，我这里抛砖引玉简单介绍一下。

汉芯事件为什么那么让人震惊？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不规范的事情，非常严重的灾难层出不穷。像厦门的事件，山西的砖窑事件，为什么汉芯事件还让我们震惊？是因为科学家的模范形象受到了质疑。过去科学家非常讲诚信，而科学共同体有能力解决科学家中出现的不规范的事情。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这样的良好的形象，这些观念其实都是神话。是不是说科学家一定是道德高尚呢？科学家其实并不是都是清心寡欲、淡薄名利的人。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证明科学家总体上就是道德高尚的，如果历史上曾经某一些阶段，科学家表现出平均道德水准比较高，那也不是科学家科学研究活动内在因素决定的。当时由于科学活动相对来说无利可图，就好像说我们现在从事私人的活动，如果没有利益，比如说自己玩游戏，自己玩得很高兴，也要很多的技巧，但是没有很多的利益给我们，我们不会在里面很努力。

比如说卡文斯基，他自己没有资产没有利益可图，他也不会有很多的努力在里面。我们更进一步研究，科学研究是否成功，与科学家是否道德高尚没有关系，因为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科学研究职业化的今天，在科学领域之外，要求科学家作为道德楷模也并没有道理。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社会责任感也很高，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但是他私生活上的弱点，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那么是不是在科学内部，科学家就一定讲诚信？也未必，其实在科学活动要求诚信的方面，科学家做假也是很多的。像牛顿等科学家也卷入到微积分的问题里面。《背叛真理的人们》里面说，每一起被揭露出来的大舞弊，代表了大约十万起隐藏在沼泽般的科学文献废纸中的大大小小的舞弊。别人做的研究我们不可能重复，他的工作不是特别重要，而且没有特别奇怪的现象我们不会重复的，重复他你会浪费时间和精力。我是学生物的，在念书的时候，曾经有老师告诉我们，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生物物种，在一个生物学家研究的有生之年，世界上只有一个科学家可以研究，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可以跟他研究同样的生物。

那么我们说，科学里面不是强调不讲求私利吗？实际上像中国说不要随地吐痰，不能要大声喧哗一样，这是因为有人这样做了，所以科学家的行为规范要求确立性。其实这样一个原则，恰恰是承认了科学研究中涉及利益的前提下，承认科学家作为个人可能存在人性的弱点。强调从制度层面进行控制，所以我们不能假定科学家总是尽其所能的为社会提供真理。那么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科学家的神话呢？和我们过去的片面的宣传，和我们社会上弥漫的科学主义的神话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计算机学会从事这样一个活动，来提倡科学规范，等一下大家来签字，这个事情原本是不需要的。就好像本来是不需要性教育的，本来就会。那么科学家也不需要这样，我们想一下中国的科学界讲的科学规范比美国讲得都多。科学院、科技部所有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家会发布种种的条例和宣言，美国人并没有做那么多。因为科学规范不是抽象的理论、不是宣言、不是成文的规则。很多是科学家在科学实验中形成了共同的规范，通过形成的优良传统，可以有效地教育科学家掌握科学规范。基本的科学规范本来不需要任何的科学机构，而且一旦条文化、形式化之后，反而会出现很多的教条主义，很多真正影响科学内部的一些操作。

那么汉芯事件，好像是很多人感觉，是改革开放制度，在市场化了之后导致的结果，其实不是这样的。汉芯事件早有先例，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这种科学失范的现象很严重？主要是科学自主造成的，因为科学不是我们国家固有文化中自然存在的，是外来的。再加上我们国家多经磨难，受各种各样的政治的冲击太多，所以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不强，受外来的影响很多。以前可能受政治的影响很多，今天经济的商业化、行政的因素还是很多。所以，这就是科学范的因素。

我们今天的情况好像好了很多，没有政治的批判，但是我们科学研究活动中，学术行政化现象非常严重。杨先生等一下会给我们做更深刻的讲演。行政化搞了很多非常糟糕的制度，这是给很多不懂学术的行政官员来管理的。陈寅恪这样的人为什么可以到清华大学当教授？是梁启超的举荐，他一篇文章没有，但是他比我写的任何的文章都好，这是一个典型的人治，江晓原说其实人治比法制更高明。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草包，那么清华大学的校长说是梁启超告诉我的，他要负责。今天大学要引进一个人才，会给一大堆的表格，人事处一查没有错啊，成果那么多，出了问题之后没有任何人负责。比如说各个学院的教授一起讨论，因为大家不懂这个专家，所以是法制但没有人负责。最重要的原因是计划学术，我们科学活动是探讨性的，有很多的分析，今天申请课题要讲得很清楚，某年某月你写了多少文章，某年某月你要达到什么突破性的进展。这是不可能的，爱因斯坦那么多重要的文章，不可能说我05年做这样一个重要的文章，03年的时候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学术反而变成了计划经济。当然，除了政治干扰之外，我们还保留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就是我们以为一切都是可以计划的，和科学主义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今天的科学管理行政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比如说职称评定、院士选举、评估等等，这都是科学之外的人操作的，所以形成了逼良为娼，让大家制造学术的泡沫，虚假的东西。所以解决问题的观点，就1、2个人没有用，最重要的是把科学研究自主权还给科学共同体，尽量减少行政的干预。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科学共同体是有能力管理科学研究活动的，其实科学家是成年人了，他有这个聪明，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

郝柏林院士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他说科学院的职能应该改变，它的功能是调查情况、做好服务、研究政策，把钱的管理交给基金委。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还是比较好的，在学界里面得到好评，相对来说比较公正。现在搞各种各样的评估，实际上是鼓励我们造假，我们填各种各样的表格，把很多教师的时间浪费在这里面，制造很多的泡沫。还有应把管理和评估机构取消，甚至比如说，技术研究领域里面要让科学家自由探讨，不要把太多的国家的计划、导向型的东西放在里面。因为科学，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领域里面是有价值的，哪个东西对国家的国防发展有贡献。要相信科学家，不要相信科学管理的人士，如果他真的知道科学哪个方向有发展，他自己应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

郑也夫说，我们很多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从国外引进的时候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土壤不一样。国外行之有效的办法，到中国可能会失效。比如说我们中国教授写的推荐信，国外的教授拿着不太相信，因为我们教授可能把所有的学生都抬得太高，那是因为我们种种的文化决定的。由于科学自主权丧失已久，外伤已经演变成内伤了，许多的科学家已经腐败堕落。比如说匿名评选，这个问题现在很大，很多不负责任，所以郑也夫提出是不是匿名与实名结合，说某某专家当时就是这么评价这个成果的。比如说有一些工作，像我们学科里面，有些学科点是学界公认参加竞争比赛最差的那一点，但是他就能够把唯一的那个名额争取到，这背后各种各样腐败的交易是很多的。我们把这个权利交给他，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我们对同行评议的机制要深入一点。

刘华杰先生提出一个学妖的制度，实际上在任何的领域里面同行很多，不可能任何的同行都参加，够资格充当评议的人是很多的，挑选什么人，这个负责挑选和程序安排的人很重要。这个人的定位可能不高，可能没有名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只要有很好的巧妙的操作，一个不起眼的人，一个没有在外面有影响的人，很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比如说反对上电站的人有200个，支持的有100个，我第二次是把支持的100个都请来，反对的200个都不请，最后结果是都支持的。

陈进现象提出一个很严重的“四姨太”效应，陈进先生有没有能力做这个？我先把机构的能力包装一下，从国家科技部里面弄了很多的钱，之后我把最好的学者和最有能力的人拉过来之后，我可能真做成了。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我说我怀孕了，老爷天天来，我就真怀孕了。所以如果搞得好，陈进是有可能成功的。实际上在我们的学科案例里面看了很多的这样的事情，申请重点学科，申请下来之后我包装，我把学界里面最好的学者拉到我这里面来，几年之后成果很好，再评定的时候就成功了。所以陈进是倒霉的。

所以说假装怀孕的成功，在学界很多是幻影。在学术上搞包装成功之后，很多人就忘了，他的成功是靠炒作和包装造成的，但是他每一次作为教授和重点学科负责人，到处受到人家很多的尊重，时间长就忘了，他以为自己真的很有学术，把自己的经验到处推广。实际上是浪费的国家的财力，而且他走上了学术上的死胡同，这是很糟糕的事情。绝对的选举，绝对的导致腐败。那么科学研究有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觉得在今天的情况下，实际上对科学活动要进行一个民主的监督。就是大科学的时代，科学技术的活动不是科学家个人玩的游戏。你要玩，中国5000亿人民币的科研经费，是老百姓一滴血一滴汗累出来的，你那个钱怎么花，要广大民众来进行民主权利的监督。在所有的情况下，大家永远不要信任科学家，而且永远不要依赖他。因为科学家可能受到自己利益的影响，比如说何祚庥院士介绍一个案例，几位科学家向国家提出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报告论，计算错误了。指标居然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他们没有发挥一个院士应该发挥的责任。所以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是怎么用的，产生了什么效果。

制度的建设是一方面，但是不能免除科学家的责任。因为彼此信任是科学共同体运作的基本条件，制度的运作也必须要以科学家普遍达到基本道德素质为前提，否则难以运作。所以科学家要有一个自己自尊自爱的东西，像西南联大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家还可以做出重要的工作，重要的是我们科学家要追求真理，而不是追求功利目标。

还有我们要追求科学文化传播，我们要把科学内部机制搞清楚，要破除人们对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神秘的认识。最终一点要在法律上有所作为。刘华杰和王淇说，真正的民众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如果保障可以使得民众更了解科学技术活动，那么通过民众对科学活动的监督。比如说科学活动搞不好，我通过人大施加压力不拨钱给你，这样科学活动内部的问题会得到很大的减轻。所以我说，科学事业的自主化和民主化，不仅仅是所谓的科学和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国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现场记录整理，未经讲者最终确认）